《摩訶婆羅多》，這部古代印度偉大作品的全譯本呈現在讀者眼前了。

譯者只是起橋樑作用，用不著在書前面說三道四。書的內容如何，讀者自己會看。除了全書目錄、內容提要、主要人物表以及翻譯說明以外，譯者不必在讀者閱讀以前向他提供成見。這是一部有文學性質的作品，只需要譯者對特殊用語加以注釋，此外

，書自己會向讀者說話。

作品自己向讀者說話，讀者自己理解並評價，有時會提出疑問又向書中尋求解答，這形成了讀者和作品(不一定達到作者)之間的對話。這是平常的自然的過程。

這是一部很古的書，又是外國的書，又是很大的書，譯本有幾巨冊之多。原作者不會只是一人。最初成書年代至少在兩千年前，有些內容甚至更早。讀者和本書進行對話會成為馬拉松式的長途賽跑。不過可以分段對話，不必一氣呵成。這書的體裁也是對話。一對又一對，一層又一層，從頭到尾是對話。只有很少的敘述和標明對話者的詞不是對話，也不是詩句。這種對話和詩句的體裁表明，這書原是口頭吟唱、傳誦、表演的底本。這是古代民間文學的常用形式，讀者一望便知。讀者一面看書，一面聽印度古人將故事，一個一個、一層一層講下去，用問答形式表演下去;自己有意無意也在參加對話。這又好像是台上台下、演員觀眾一同參加的一幕一幕、一場一場的戲劇，連台戲、連續劇。

一幕戲展現一個世界，各個世界連起來構成一個世界的歷史。讀者若能進入這個世界，就會發現原來不熟悉的人物活動，原來也還是有點熟悉的。古人和今人，外國人和中國人，書中人和自己，都不是那么隔絕不能相通的。這樣，我們不由自主要對書中人和事指指點點，進入書中世界和書中人對話了。這書就看得下去，不厭其長了。《紅樓夢》中的大觀園不就是這樣的世界嗎?我們聽到寶玉和黛玉的對話，不是如同進了“太虛幻境”嗎?是虛幻的，又是真實的。是生疏的，又是熟悉的。王熙鳳、薛寶釵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對她們有了意見，我們就談起話來了。古和今，書和讀者，由對話連線起來了。

印度的這部書能不能吸引中國讀者進入其中世界並進行對話呢?譯者不是導遊，不便從中插嘴，硬要讀者照譯者一樣看，一樣想。那顯得對讀者的獨立自主能力缺乏尊重。譯者不等於研究者、指導者。

這部大書在印度古時被稱為“歷史傳說”。歐洲人照古希臘荷馬的書的歸類稱它為史詩。這裡面有印度古人裝進去的種種世界縮影。有家譜和說教，那是祠堂和教堂的世界。有數不清的格言和諺語，那是老人教孩子繼承傳統的世界。有神向人傳授宗教哲學被印度人尊為聖典，那是信仰的世界。還有政治、軍事、外交、倫理等統稱為“正法”的各種各樣的世界。有一個大故事是大世界。還有許多小故事是小世界。讀者遊覽這個複雜的世界比進大觀園的劉姥姥還會迷惑。不過可以不先想像畫出全圖，只是怡紅院、瀟湘館……一處一處遊覽過去便是。若只想知道大世界，那就可以跳過許多小世界，過門不入，不“求全責備”。否則，在小世界中流連忘返也行，可以“不顧大局”。若是一水一石、一草一木都毫不遺漏，那是研究，不是閱覽了。若不是以研究為目的，就不必那樣看書。這不是課本，不需要字字句句通讀、細讀。若是有選擇的讀，書中有不少世界的情景也許不亞於小說那樣有趣，寓言教訓也不見得完全過時，印度古人好像離開我們今天中國人也不是那么遙遠，但也不是中國佛教中的菩薩、羅漢。

這是一部有詩的形式，歷史文學的性質，百科全書內容的印度古書。不同的讀者可以各自讀出不同的意義。譯者不可能，也不必要，在書前面介紹自己所讀出的，印度人和印度以外的人、古人和今人所讀出的，形形色色的意義。還是讀者自尋意義為好。

譯者的願望並不僅是使中國書庫里具備這一大部世界古代名著，主要的還是使這書能有和它對話的中國讀者，使這部外國古書能在中國現代起一點多積極而少消極的作用，使讀者能由此多了解一點鄰國印度的真實面貌。遺憾的是原來的詩體無法照搬。原書雖用古語，卻大體上是通俗的詩句，不便改成彈詞或新詩。我們決定還是照印度現代語全譯本和英譯全本、俄譯全本的先例，譯成散文。有詩意的原文不會因散文翻譯而索然無味。本來無詩意只有詩體的部分更不會盡失原樣。這樣也許比譯成中國詩體更接近一點原來文體，喪失的只是口頭吟誦的韻律。這是我們的希望，也是翻譯過程中努力的目標。

譯者本不需要在書前講話，而似乎又不能不講話，於是講這些。讀者可以看，也可以不看。我寫下了也可以塗抹去，塗抹去了還可以留下來。最後這半句話是當代歐洲有位哲學家講過的意思，這裡借用一下。歷史和古書都是時間塗抹去了的，但留下了軌跡，還不斷意義翻新。

(本文乃金克木先生1986年為《摩訶婆羅多》所作的譯本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