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百家姓》是按貴賤排列的嗎——姓名貴賤論

若說姓名也有貴賤之分，恐怕不少人要嗤之以鼻，但事實畢竟不會屈於偏見。姓氏與人名的貴賤之分不僅確實存在，而且源源流長。畸形的封建社會定然有其畸形的產兒，以貴賤論姓名只不過是封建宗法門閥制度的雕蟲小技。

姓名貴賤論分名和姓兩條來敘述，這裡先講講姓氏的貴賤淵源。

南宋史學家鄭樵有《通志·氏族略》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之氏。陪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賤也。”

這段話明白地告訴後人姓氏形成之初，其主要目的就是“明貴賤”和“別婚姻”，上古三代“貴者有氏”，只有貴族才有姓氏，一般平民百姓不得擁有，奴隸就更不用說了。有姓氏的貴族，掌有朝政大權，當時被稱為“百姓”，所以那時“百姓”一詞，是對有爵祿官職的人的泛稱，指百官，與現在的意義恰好相反。即使“百姓”之族，到了周朝也開始有貴賤之分。百姓中最尊貴的一姓為王族姬姓。姬姓占有的封地最多，政治權力最大，姜、姒、子等姓次之，以後便是掌管手工業技術、管理工程的低級“百姓”。

周朝後期，經濟基礎的變化引起上層建築的波動，姓氏得以從少數人手上分離出來，成為全民共享的公共財物。許多人漸漸認識到，姓氏只是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中代表自身與家族的符號，組成姓氏的字不過是單字詞，根本不與這些字所代表的事物和含義發生任何聯繫。

但是，正如俗話所示：百足之蟲，僵而不死。以“明貴賤”為由產生的姓氏，在封建社會這個“等級制度”的溫床里不可能睡個安穩覺，就在它剛剛合眼不足百年時，兩漢的劉姓皇族就把它從熱被窩裡攪醒，堂而皇之地把它扶上史輦加以開發利用。他們依“因生以賜姓”舊律，引經據典來論證劉氏的高貴血統和非凡出生，其根據是：《左傳》載帝堯唐陶氏之後、晉國大夫士會曾一度出奔秦國，其家族亦居於秦，後士會歸晉，留在秦國的家族就改稱為“劉氏”，因而劉氏乃帝堯後裔，其血統決定他是要稱王稱帝的。為了推廣他們的“姓氏貴賤說”，劉漢王朝開始將自己的劉姓賜給有功於朝的文臣武衛，讓他們與自己一同享受“國姓爺”的伏特;凡劉姓全家皆免其徭役。

劉氏開風氣之先，後來者蜂湧而至。西漢末年王莽篡位後，派人到處放風說：“王氏”也出於帝堯，坐龍庭非他莫屬，如此一打一鬧，姓氏的門第貴賤觀念深入人心，某人一有名氣，人們便自發地為其“尋根問祖”，考察其為某某名門貴族後代。東漢末年，“亂世英雄起四方”，“織席販履小兒”劉備在政治角逐中成為三鼎之一，於是王朝史官遍查百史，推算出劉玄德乃當今皇帝的長輩，尊為皇叔。後來又嫌“皇叔”之名太虛，乾脆做了個實實在在的皇帝。

姓氏高低貴賤之別，經兩漢的“沉渣浮起”到魏晉南北朝經長足發展，臻於登峰造極地步。有唐劉禹錫懷古詩《鳥衣夢》為證：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

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西晉末年，司馬睿帝帶著大批豪門貴族逃到江南建立了東晉政權，這些有功之臣多是王、謝、袁、蕭四大姓，他們依仗開國之功，掠奪權位，為後代開闢了高貴的門第。此後，四大姓執掌南京政權達兩百年，《烏衣巷》中的王謝指的是開國之勛王尋與謝安兩大家族，他們世居南京鳥衣巷，常手執塵尾，高談闊論儒佛之學，吟詩賦詞，附庸風雅，享盡榮華富貴。魏晉南北朝時期，“王謝”二姓就成瞭望族大姓、高門顯貴的代稱。

兩晉以往，北魏時期，定高貴大姓已形成定製。公元495年，孝文帝詳定族姓，確立了門閥系列。列鮮卑族穆、陸、賀、劉、樓、於、嵇、尉為一等士族，“勛著當世，位盡王公”;對漢族則規定：“尚書、領、護而上者為甲姓，九卿若雲伯者為乙姓，散騎常侍、太中大夫者為丙姓，吏部正員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這四姓。”具體說來，茫陽蘆氏，清河翟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四姓為最高門。據說隴西李氏聽說魏孝文帝於漢姓中“定四姓為最尊”時，急如星火，策馬晝夜兼程趕至洛陽討封，無奈盧、崔、鄭、王四姓已定矣，李氏“姓”落孫山。為撫真心，孝文帝又頒令言趙郡李氏、隴西李氏、博陵崔氏之門第也很高，隴西李氏才悻悻而去，時人因而諷刺隴西李氏為“馳李”。

隴西李氏緣何要飛奔上京討封呢?因為那時姓氏的高低直接關係到他們的社會地位、仕宦升遷、婚姻關係等。許多士族大姓憑其家庭出身，可以“平流進取，坐致公限。”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如琅琊臨沂王氏，從漢代到南朝陳代，17世數百人為高官，許多人做到丞相、吏部尚書等職，而出身寒門者哪怕你有驚人之才，也只能屈居下位，永世得不了翻身。為此西晉文人左思在《詠史》中憤筆寫道：

鬱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

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

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僚;

地勢使之然，由來非一朝。

金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

馮公豈不偉，白首不見招。

西漢權貴金日磾和張安世之後代，憑籍祖上蔭功竟七世為官，而才翹當代的馮唐由於出身寒門，直至皓髮蒼顏仍屈居下位，可見姓氏貴賤惡習害人非淺。

對姓氏高低貴賤之分豈止是左思一個不滿，同朝大臣諸葛恢也是滿肚子火。一次他與丞相王導爭論姓氏先後，王導問：“為什麼世人不說葛王而說王葛呢?”諸葛恢說：“這好比說驢馬，驢在前，但驢能勝過馬嗎?”

到了唐朝李世民時，姓氏的等級觀念仍未松馳。貞觀十二年，吏部尚書高士廉奉命撰寫《氏族志》，分上上至下下九等，定姓氏之高下尊卑，高氏以為李世民開明，竟斗膽定山東崔姓為第一，皇族居次。唐太宗知道後怒髮衝冠，大加斥責，欽定皇族之姓為上之上，第一等;外戚之姓為上之中，第二等;崖、鄭等大姓為上之下，為第三等。於是形成唐代李、崔、盧、鄭、王五大姓，五姓七家，自持族望，恥與他人為婚。這種情況在《西廂記》就有反映。張生一上台就自報家門：“小生姓張，名珙，字君瑞，本貫西洛人也，先人曾拜禮郭尚書;”崔鶯鶯出台便聲明自己是博陵崔相國之女，老夫人許婚外家侄子鄭恆，鄭配崔，自然是門當戶對，而張君瑞儘管是相當於外交部長高官之後，無奈姓張，並非頭等望族，所以戀愛路上困難重重，作者在戲中讓“有情人終成眷屬，”無疑是對姓氏貴賤與門第高低的一次重型炮擊。

姓氏高低之分，最有說服力的莫過於啟蒙讀物《百家姓》了。此書出自北宋初年一位不為人知的老儒之手。趙乃當朝國姓，理所當然地坐了首位;第二位是強弩射潮的吳越王錢繆之尊姓，錢乃吳越國建立者，盡有兩浙十三州之地，於是當了亞軍;第三至第八名的，孫李周吳鄭王六姓，俱是歷妃之姓，帝妃一家，同為皇室，最高貴的前八名，不許他人染指，此書即是按當時政治地位高低排列的。

姓氏貴賤在封建社會還有一種最為明顯的表現方式，那就是避諱。前文已述，李唐王朝禁止食鯉，朱明王朝禁止食豬，別的姓哪有如此威風?高貴的姓如此顯赫，低賤之於皇上賜給惡人，政敵的虺、蛸、蝮等姓，如同臉上刺了金印一樣，其命運之慘則自不待言了。姓氏的貴賤區分並非國粹，象印度的“種姓”制度與羅馬的貴族專姓制，朝鮮的“制姓氏”只讓史仕宦士族略有之”到頒姓於“八路”，無不是明證。其詳情與我國大同小異，在此不一一細言。

人名之貴賤意識遠不如姓氏流行廣泛，只在一些特權階層或特殊時期斑見於人。當然，從廣義上來講，在中國幾千年專制的歷史中，每個人分生於貴賤不同的階層，教養不同，身份有異，文野程度不同，所命的名常常從其本身即能顯其貴賤。如窮苦人家，文化程度有限，替子女命名，只好“豬兒、狗兒”地排下去;念書人腸中灌過墨水，多帶希賢、居正、子房、曲徑的一套;至於奴婢們的名字則多是“來福、來喜、萬兒、秋香”之類;王侯將相的命名當然更有講究，因為名字一旦定下來，天下人都要尊而避諱的。正因為名字本身是貴賤雅俗的標誌，所以常有些家業中興者改名以適應新的身份，如販私鹽出身的張九四、九五、九六，一旦造反稱王，也改名為張士誠、士德、士信了。所謂物以類聚，人以群分，生話在哪一階層，大體都有與之相配的名字。因此廣義之姓名貴賤，可以說是非常普通的。

避諱是姓名貴賤的強證。在舊社會，命名頗多限制，魯大夫 講過五法六避，國君、聖賢、外戚和勛臣的名字明顯高人一等，神聖不可侵犯，一旦某字詞被他們取以為名，便成了他們的專利，你低他一等，為尊者諱的壓力按住你的腦門，與他同名就得改，倘有牴觸，必遭罪責。封建官僚名字如何作威作福，可想而知。在封建社會，最尊貴的名字當然是國君、聖賢、外戚和勛臣了。他們的名字往往經過史官絞盡腦汁反覆考究而來，用盡人間最貴、最美的字詞。如清皇室按精心排的字輩起名從雍正皇帝胤禛開始，分別為胤、弘、永、綿、奕、載溥、毓、恆、啟、燾、閱、增、祺。這種字輩名，“只有近支宗族，才能依此命名，其支派稍遠者，命名便不得依此行輩。”又如受漢族人名影響極大的越南，陳朝(1225—1400)帝王世系多以“日”字偏旁或火字偏旁之字為名，即“在天為日，在地為火”，象陳晃、陳

，陳暄，陳旺、陳昊等均是日為偏旁，這些美辭美名一旦被他們選用，別人不僅不能取以為名，而且還要在一切書錄口語中加以迴避，否則，罪不可恕。筆者在姓名與避諱一章中將有詳述。皇族命名不僅選盡之下好辭，而且對一些取以為名後剩下的帶有王、霸含義的詞也禁止平民使用。《容齋隨筆》云：“政和中，禁中外不許以老、天、君、王、帝、 聖、皇等為名字。”許多名中含有這些字的都強行改名。所謂“啟疆辟疆，王子之名”也，他們吃剩下的，你也不得覬覦。

如果僅禁幾個字倒也罷了，偏偏有些國君有了不正常的業餘愛好，象漢王莽就禁止所有的兩個字的名字，對於低賤無能、判亂投敵者賞賜二字名以示其罰。王的飛橫跋扈也太讓人忍受不住了，後來果然被人推下台來。不過，二名賤論卻沒就此罷休，竟一直持續了三百多年。便是魏晉以後，單名仍較二名多。

地位僅次於皇族名的是溢號和賜名。“命謚之義，取於尊隆”。諡號是便於人們稱呼故者用的，立謚與否又標明了死者的地位。已故皇上的諡號最尊，官僚臣屬的諡號遠不可與之相比，但比起沒能獲諡號者則要顯貴得多，一般平民百姓絕不可能有此殊榮。至於賜名，則有褒有貶，褒者受寵無比，貶者則賤若三濫。象楊貴妃的哥哥楊釗被唐玄宗賜為楊國忠，沙沱族的朱邪赤心因有功於唐而被賜名為李國昌均是嘉獎式賜名。清雍正皇帝繼位後，詔令與他爭奪帝位的兩個弟弟胤禩、胤瑭(衣旁)分別改名為“阿是那”(滿語：狗)和塞思黑(滿語：豬)，則是懲貶式賜名。

賜佳名是皇帝的特別恩惠，凡經賜名的官僚，那名字等於勛銜，高貴無比，人隨名貴，平步青雲，飛黃騰達指日可待。《能改齋語錄》有云：“皇祜中，御筆賜蔡襄字曰君謨，後唱進士第日，有竊以為名者，仁宗怨曰：‘近臣之字卿何得而名之!’遂令改”。字本來不是嚴格避諱的，出於御賜，也成了專利品。賜佳名之尊，如此威風;賜惡名之賤，則如墜入十八層地獄，百般煎熬卻永無出頭之日了。

姓名分貴賤，在宋元時期最為猖獗。清人俞曲園曾引蔡氏家譜注曰：“元制庶民無職者，不許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齒，合計為名。”如今在紹興，仍殘有舊習。如夫年二十四，婦年二十二，合為四十六，生子即名為四六;夫二十八，婦二十四，合為五十四，生子即名五四或名為六九。明代勛臣、昇平王常遇春，曾祖名曰四三，祖重五，交六六;東甌王湯和，曾祖名曰五一，祖六一，父七一，均以數目為名。

宋時里巷細民，亦喜以數目為名，但多為十數以內。如有南陳田夫周三，鄱陽小民隗六，符離人從四。又有山陽漁者尹二、張四、崔三、鄭小五、陳二等，張士誠兄第九四、九五、九六等等。如此測知，宋時同姓名者必定不少。上層仕族，自己有響當的名號，賤民重不重，關他何事呢?封建王朝的專制制度，完全是全心全意為上層服務的呀!

姓名的貴賤如今已成舊跡，撫今思昔，我們真應該多多珍惜自己名字。否則，面對為此奮鬥不息的祖宗，我們怎能不感到問心有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