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的歷史

命名是個人的標誌和區別，同時也是一定時代的文化反映，個人的名字中也反射出時代和社會心理的特徵。

西漢時期，經濟繁榮，國力強盛，整個社會充滿雄闊、宏大、蓬勃向上的氣象，這種向上的社會心理反映在命名上，就出現了用“勇”、“超”、“雄”、“霸”、“彪”、“勝”、“武”等充滿英雄主義和陽剛之氣的字眼命名的現象。如班勇、班超、班彪、楊雄、法雄、黃霸、夏侯勝、蘇武等;而當張道陵的五斗米教盛行，上層貴族和文人又沉迷其中，所以在命名上多用“之”、“道”等字眼，甚至父子同名，三四代人名中都用“之”字。以王羲之家族的王氏為例，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特點：晏之、允之、羲之、胡之、頤之、耆之、羨之、彪之、彭之、翹之、昆之、唏之、玄之、徽之、獻之、隨之、偉之、越之、望之、陋之、肇之、靜之、裕之、韶之、納之、泰之、悅之、升之、瓚之、標之、珪之、秀之、延之等等。六朝士族大姓唯獨對“之”、“道”等字毫不避諱，就此中可以窺出一斑。

宋代社會對老人較為敬重，與老人相關的成熟穩健心理影響到命名上，就形成了許多人都喜歡故作老氣橫秋之態的風尚，名字中多喜用“老”字、“叟”字和“翁”字，如孟元老、劉辰翁等。連號稱獨步詩林的陸游，也得一時風氣之先，白號“放翁”。隨著歷史車輪滾人二十世紀，清嚴復翻譯的《天演論》風行一時，為知識界廣泛接受，“物競天澤，適者生存”成了最時髦的話題，所以當時人們的命名上也不甘落後，如陳明字競存，秋瑾字競雄，胡適字適之，此外還有李天擇、張競生……等，都可以看出不同時代不同想法對命名的影響。

有人曾將本世紀以來不同時期的命名進行羅列，從中可看出命名與社會心理的共變關係：

出生年代 姓名舉例

1948年以前 賈得寶、孫發財、姚有祿、龐天佑

1949～1950 鄭解放、葉南下、秦建國、向天明

1951～1953 司衛國、鄧援朝、朱抗美、靳停戰

1954～1957 劉建設、申互助、童和平、時志方

1958～1959 孟躍進、潘勝天、戴紅花、王鐵漢

1960～1963 任堅強、馮抗洪、齊移山、趙向黨

1964～1965 高學鋒、錢志農、艾學雷、方永進

1966～1976 董文革、張要武、房永紅、邢衛兵

1976～1983 韓振興、李躍華、宋富旺、彭文明

據電子計算機所做統計，1949年9月30日以前，人名常用的6個字是“英、秀、玉、珍、華、蘭”，1949年10月至1966年5月人名前的6個字是“華、英、玉、明、秀、國”，1966年6月至1976年10月人名的前6個字則是：“紅、華、軍、文、英、明”，1976年11月至1982年6月，人名的前6個字是“華、麗、春、小、燕、紅”。

除起名的時代性以外，命名還與所處的階級和階層有關。一般說來，封建文化的專有者，在命名儀式和方法上特別講究，注意典故出處、獨特别致和寓意深刻;而被統治階級和市井佃民們，由於文化水平很低，同時還有許多禁忌，所以許多只能用行第和父母年齡合計的數字命名。如張士誠原名張九四，反元起義後作了王爺，嫌數字不雅馴，有一個文人給他取名叫士誠，他感到這個名字很好。其實取名者援引了《孟子》中的一句話：“士，誠小人也。”這一句也可以斷句為：“士誠，小人也。”他因沒有文化，上了文人當，被人罵了半輩子“小人”而不知。除用數字外，姓氏加上他們所從事的職業或技藝等來命名也是命名方法之一。如銀匠李四、乳酪張家、“賴湯元”、“張家剪刀”、“馬家臘肉”之類。

建國以來的四十餘年，可以劃分為若干個起名時期。如：建國初期(1949年～1953年)、發展時期(1954年～1957年)、大躍進時期(1958年～1959年)、三年自然災害時期(1960年～1962年)、調整時期(1963年～1965年)、“文革”時期(1966～1976年)、新時期(1978年至今)。每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的特點。起名之道也是五花八門，魚龍混雜，常常新式、舊式、半新半舊式同時並立。雖然如此，不同時期的名字依然有其“典型名字”，是那個時期所賦予和決定的。

讓我們一起來重溫一遍這段歷史吧。

建國初期基本上承繼舊時起名習俗，男子常選用的字為：福、祿、壽、喜、財、寶、貴、祥、吉、慶、孝、義、仁、勇、禮、信、智，等。女子常選用的字為：琴、芝、花、蘭、淑、賢、敏、惠、芬、芳、麗、清、秀、美、翠、珍，等。

而體現時代特徵的名字主要是：建國、建華、建中、建民、新華、新民、興華、和平、援朝、京生、開國、衛國、愛國、國強、國興、國民、國棟、光華、振華、愛華、保平、衛平、永平、志國、志民、志學、志軍、朝華、朝生、思朝等。

大躍進時期許多人取富有時代特色的名字，如：躍進、衛星、躍華、超英、思改、新生、更生、再生、超美、向陽、學鋒、愛民、為民等。

上世紀50年代，許多轉戰南北的幹部也在他們的兒女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如：京生：滬生、石生、杭生、貴生、雲生、閩生、魯生等。

這種名字坦露胸臆，但過於直露，過於集中，使我國的人名又落入新的俗套。但在廣大農村，譜名依然故我地盛行。幾乎所有的範字仍在按部就班地使用，於是出現了許多新舊雜糅的名字。例如：孝軍、孝文、孝學、孝民、忠國、忠新、忠華、忠平等。流行幾千年的名字用字，仍然大批地出現在新一代的名字中。例如：雲、霞、雪、雯、虹、雷、山、峰、川、海、波、濤、林、森、青、松、香、梅、芳、菊、花、春蓮、蘭花、玉龍、金虎、玉鳳、大鵬、鴻雁、曉冬、曉慧、曉波、玉珍、愛琴、家慧、亞梅、亞瓊、亞明、惠英、惠娥、惠華、惠敏、克強、克達、克明、克義、淑嫻、淑賢、淑琴、淑秋、芳琳、芳圃、芳珠、大川、大海、小虎、小花、小娟、小蘭、鴻強、鴻英、鴻濤等仍是屢見不鮮。

這些名字，有英武雄壯的陽剛之美，又有儒雅細膩的陰柔之風。

可以說，1949年以來，中國的人名形成了兩種主要的迥然有異的審美風格。第一種我們可以概括為標語口號式的人名，第二種則是詩意的人名。

好景不長，“文化大革命”隨之而來，政治口號式的名字鋪天蓋地而來，體現時代特色的名字有：文革、紅衛、紅宇、紅旗、永紅、向紅、向東、繼東、繼英、紅軍、衛東、衛紅等，一些體現舊道德觀念和具有封建色彩的字如：財、富、貴、福、孝、義等在起名時被摒棄。

由於崇尚“紅五類”，被列為“紅五類”之首的“革乾”便成為“楷模”。一些“幹部子弟”以疊字為名的風氣開始大行其道，如：京京、磊磊、平平、陽陽、麗麗、彬彬等，社會上的一些人便也仿效起來。但切勿認為這是一種“有知識”的表現。以疊字取名顯示高雅，究其實這只是一種地方特色的產物。在古代，以疊字取名的，只是偶見於藝伎，如：李師師、陳圓圓、蘇小小等。

1966年，人們在“造反有理”的聲浪中毀滅一切封建遺毒，連人的名字也不能倖免。於是，一大批最響亮、最“革命”的標語口號式的名字響徹中國的大地。這一時期常用的名字如下：紅、革、文、武、兵、軍、東、衛、闖、敢、沖、勇、彪、青、反、猛、新、梅、永紅、衛紅、向紅、小紅、紅衛、紅軍、紅梅、紅旗、衛革、衛彪、衛青、衛兵、衛東、向東、忠東、敬東、反帝、反修、造反、敢闖、猛闖、敢沖、敢反、學軍、學農、學武、學英、文革、文武、要武、永武、詠梅、臘梅、冬梅、鐵梅……這種政治色彩濃烈的名字，人們似乎真的相信，標誌著一個人的政治覺悟和革命程度，甚至決定了一個人的政治命運。這個時期內，紅字的使用頻率躍居首位。幼稚的政治狂熱由此可見一斑。

歷史在不斷地反思。隨著改革的湧起，人們的審美觀念受到了衝擊，得到了調整。

改革開放之後，人們經濟條件空前改善，精神生活充實，有知識的年輕一代父母，多為自己的子女取“雅名”。所謂“雅名”，便是取“雅字”為名。新時期比較風行的“雅”字有：蕾、穎、磊、晶、萍、倩、茜、婕、珊、萌等。不過，這些還需與姓相配合好，才能生出雅味、雅興來。

近些年，取一字格(單名)的名字越來越多了。單名，在歷史上曾風行一時，如：趙盾、狐偃、先軫、趙衰、屈原、白起、李斯、劉邦、項羽、陳勝、吳廣、張耳、蕭何、張良、韓信、劉備、曹操、孫權、董卓、呂布、關羽、張飛、趙雲、黃忠、周瑜、袁紹、袁術、楊修、諸葛亮、司馬懿等。

新時期，起單名的風氣又重新開始盛行。據統計，一字格的名字已從解放初期的十四分之一上升到三分之一。據幾年前的統計，廣州的“梁妹”、“陳妹”，各有二千四百個;天津的“張力”、“張英”，各有二千個。

此外，取“中性”名字的人越來越多。新時期中，許多人家給女孩子取名，並不取“女性化”的字，也不取某些華美之字，而是取“中性”字，難分男、女的名字。如“張力”、“張英”等，過去一般認為男名，可是目前有許多女子以此為名。

合父母姓為孩子的姓名。這是一種表示夫妻相親相愛、親密無間的取名之法。如：唐柳，父姓唐，母姓柳;或母姓唐，父姓柳，合姓氏為姓名為“唐柳”。

取“洋味”名字的大量湧現，如：李安娜、梅麗嘉、王安妮、劉露絲、趙麗莎等。

取“小”字名的為數眾多，如：小雨、小羽、小麗、小林、小明等。也有化“小”為“曉”的，如：曉晨、曉剛、曉華、曉麗、曉旭等。

隨著重名重姓的人增多，伴隨著文化層次和文明程度的普遍提高，起名之道也將更加講究和追求藝術化、寓意化。姓名已經打破漢姓名二字格(單名)、三字格(雙名)的傳統格局，還進入四字格、五字格。實際上，現代人的姓名有的已經突破了傳統格局。如：劉王立明、趙楊步偉。以上二人，都是有點名氣的人;在民間，肯定還有一些取四字格或五字格的姓名。

姓氏正在打破傳統習俗。實際上，在某些家庭中，男孩從父姓，女孩從母姓。也有的系獨生子女，但以母姓為姓。這種情況，在社會上已不為罕見。將來，很可能有人完全不考慮父、母、祖母、外祖母的姓氏而獨闢蹊徑，僅以自己喜歡或偏愛的字為孩子命姓。或者，無所謂姓、名，只起名而棄掉姓的人也會大有人在。

傳統的起名方式正在受到越來越大的挑戰。你該怎樣給自己的孩子起上一個既脫俗、又實用，並且叫起來琅琅上口、過後滿口余香的好名字呢?這件事已經被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

要想使名字為個人獨有的語言文字標誌，最好的辦法就是體現主人的個性特徵。

每個人的名字都代表著本人的個性色彩。人從動物進化而來，人有名字，也可以說是人和動物區別的一個標誌。人名作為一個特定的符號，具有人類個體的個性人意義的象徵。當你有了一個特定的名字，它便傳達著一個特定的信息，這個人是你，而不能是別的任何人。名字把你和其它九畫人區別開來，在整個社會群體中，你的名字不僅僅是一個個體生命的簡單代稱，也包括了自身的本質的東西，包括你的性格、職業、文化素質，社會地位以及你特有的精神品格和情感格調。

人的名字要伴隨人的一生，始終和人榮辱與共，人要可以改變或拋棄它，而它卻永遠不會背棄自己的主人。在社會交往當中，人名既代表著人的實體，也代表著人的尊嚴，所以，人對自己的名字便格外珍視。德國的劇作家席勒有一句名言：“我的名字將隨我而結束。”實際上並非如此，他在1805年去世之後，他的大名仍同他的不朽名作《陰謀與愛情》一起廣為流傳。人名是人格的冠冕，人在人生失意的時候，連自己的名字都不願告訴別人，唐代詩人盧綸在一首詩中寫道：“顏衰重喜歸鄉國，身賤多慚問姓名。”當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人葉落歸根的時候，卻因自己的地位卑賤而感到羞愧，他想把自己的姓名深深地掩藏起來，這是多大的悲哀呵!

我們在前面已經談過，人名具有專指性，當我們一提到某個人的名字，立刻就會聯想到這個人的外貌、性情、氣質、經歷和事跡。正如唐代詩人李益的一聯名句：“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突然碰到闊別多年的友人，竟茫然不識，自報了姓氏之後印象仍很模糊;只有一提到名字時，友人昔日的音容笑貌才在腦海里凸現出來，宛如昨日。

可見，人名與人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紅樓夢》第30回描寫了齡官對賈薔的一片痴情，她為了寄託對賈薔的思戀，用金簪在地上畫他的名字，“畫完一個又畫一個，已經畫了有幾千個‘薔’”，竟使在一旁偷看的寶玉感慨不已。

人名即人，言其名可以想見其為人。譬如一提到“雷鋒”，就會想到那位年輕的共產主義戰士。同樣，一提到“秦檜”就會想到南宋的那個奸臣賣國賊，“人從宋後少名檜”，人壞竟然可以殃及名字。相反，一個人為國家、為民族、為社會做出了貢獻，贏得了人們的敬重。

他的名字則會成為人們崇拜的對象。

人名是人的標誌，二者有密切的關係。一個成功的名字不僅可以激勵自己奮鬥進取，而且可以在社會交際中處於優勢;相反，一個失敗的名字則有損自己的社會形象，為社會交往的開展設定障礙。

人名不可能完全決定人的一生，但卻有著不容忽視的影響。要想讓自己的孩子有幸福的人生和遠大的前程，那就從命名開始做起吧!

姓名與稱謂，從字面意義上去理解，應該說是兩個具有完全不同意義的概念。姓名指一個人的名字，而稱謂，如父親、姑媽、老師、同學、嬰兒、少年、首長、徒弟等，指一個人的稱謂;你的姓名往往只有一個，而你的稱謂也許是很多的。在你的父母那裡，你被稱為“兒子”;在你的子女那裡，你又被稱為“父親”;在你的老師那裡，你被稱為“學生”;而在你的學生那裡，你又被稱為“老師”，如此等等，一個人也許兼有許多稱謂。

但是姓名和稱謂又是緊密聯繫的。姓名，是一個人的專有稱呼，你的名字是你區別於他人的特定名稱。一個人之所以要有一個名字，從本質意義上，就是為了人與人的區別需要一個代號。名字是一個完全個性化的稱謂，在實際生活中，因為人際關係中的角色不同我們又常常有不同的社會代稱，如老師、同學、師傅、徒弟等;有不同的家庭代稱，如父親、兒子、哥哥、妹妹等等;有不同的人際代稱，如朋友、同志、先生、小姐等。這種代稱便有了姓名稱呼的意義，屬於姓名文化的範疇。我們應該知道的是，在社會、家庭的人際稱謂中，實際上直呼其名的情況較少，而用其社會和人際角色的稱謂較多。比如說，對老人，我們一般稱“大媽”、“大爺”，對師長我們稱“首長”、“先生”等，如果人人都不分老幼尊親，一般都直呼其名那么就顯得毫無修養、禮貌了。

名字的好壞對自我的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因此很多人對自己的人名、對自己的公司、店鋪的名字都極為在意。其實，從某種實質的意義上說，名字仿佛對我們的生活沒有多少必然的關聯。一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名字只不過是你參與社會活動的一個代號，如同一個運動員參加體育競賽的一個號碼一樣。一個人能否有所作為，有所成就，這主要決定於你有無崇高的理想目標，有多大的決心和毅力去為之奮鬥，有多少知識、能力和創造的欲望去為達到你的目標提供可能。

這與你的名字是否好聽並無直接的聯繫。一個企業，一件商品的名字再美，可如果你生產的東西質量上不去，甚至總是經營一些假冒偽劣商品，你也照樣會在市場競爭中打敗仗，甚至落得聲名狼藉。

但是，如果從更深層的意義上去分析的話，你會發現問題並非如此簡單。下面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87年2月18日《參考訊息》報轉載了來自香港(當年中國還未恢復對其行使主權)的一條訊息，醒目的標題是《為討吉利，港督正名》：港府與倫敦方面同時宣布，香港第27任總督魏德巍爵士改名為衛奕信，他會在4月19日下午抵港履新，陪同他赴港的包括夫人及18歲幼子。在情人節即到，52歲的新港督根據國語讀音改名為“魏德巍”，被不少港人批評改錯名，象徵不吉利等。新港督於是根據港府提供的意見，決定採納改名建議。而港府發言人解釋採用上述新名字，主要是粵語發音與他的英文名字更為接近。而衛奕信這個名字代表了信任與保衛，而奕又指神采奕奕。英國的港督還未到香港赴任，遇到的就是這種根深蒂固的中國文化迫使他改名的尷尬。

從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名字的影響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

我們在社會中生活，有一種濃厚而看不見的文化傳統時刻對我們的思想產生著潛移默化的影響。一個民族甚至一個地區的特有的文化傳統，它是一種文化環境，也是一種精神和思想，使我們的社會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打上深深的文化烙印，表現出濃厚的文化色彩。

一個“魏德巍”的人名遭到香港人的拒絕，即說明這個人名與這裡的文化環境以及這裡人們的文化心理格格不入。

因此，名字的好壞，確實對人生命運的影響是很大的。這種影響來自於文化的環境，歸根結蒂來自於人們的文化心理。

孔子有所謂“名不正、言不順”的理論。名正不正，實際上就是人們接不接受它，與人們的文化心理能不能對上號。一個人的名字一旦確定下來，必然對人們的心理產生刺激和影響，這種刺激和影響，實際上是通過文化的潛在暗示無形地表現出來。

一個人的名字或一種事物名稱既然是一種文化的象徵，文化作為社會歷史的積澱，它有吉祥、喜氣和凶煞、晦氣的區別，人們在社會交往中或者在商品買賣中，自然地產生趨吉避凶的心理。如果一個人找對象不僅僅是在找一個異性伴侶，還在找的是他(她)的事業的、情趣的夥伴不足為怪;那么一個人買一件東西，不是單純在購物，還在購買一些看不見的東西，如一種吉利的文化等等，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這種自我的心理暗示作用，體現在我國的傳統文化中，常使一些人因為名字的好壞，產生決然不同的心理狀態。給一個人起一個好名字，事關他的終生;青少年、成年人覺得自己名字不好，給自己改一個名字，於是就有可能給他帶來不同的人生道路，這樣的例子歷史上也確實存在。

清代的大學者、文學家紀昀，字曉嵐，官至大學士，曾任《四庫全書》主編。他的名字有什麼意思呢?一個“昀”字，日光的意思。班固的《幽通賦》有“昀而仰思兮，心蒙蒙猶未察”之語。“昀昕”指天未明之時，故其字稱“曉嵐”，與名相應，意即指黎明將在蒙蒙晨霧中破曉，喻其人如一日之晨。初升之陽。紀曉嵐自小聰明好學，當然明白自己名字的意義，後來果然他的詩文大放異彩，成為一代風流才子。

一些平庸的名字，也總是反映著一些平庸者的心態。比如有的人的名字確實“土氣”十足，俗不可耐，根本談不上什麼文化的意蘊，也甚至沒什麼積極的生活狀態可言，例如二牛、二狗、阿大等等之類，給人無聊、滑稽之感，對其本人來說，也可能因為自己名字的影響，使他變得懶散、惰性，不求上進，無所事事。這樣一類人在我們周圍，大概也都是可以見到的。當然，同樣起這類名字的人，也不乏兢兢業業、事業有成者。不是一概而論，關鍵在於個人努力，事在人為。

一個人的名字，將伴隨一個人的一生，甚至當一個人不在了的時候，他們的名字還將在這個世界上，至少在他的子孫後代那裡存在下去。我們有充足的理由說，我們每一個人應該認真地對待自己的名字，重視起名的學問。

名字對人的潛意識造成影響，以至於影響人的命運，可以說，名字與命運就存在著重要的關係。

在人們的心目中，人生命運之凶吉似乎又是不能預料、無法控制的。因此，許多人尤其是處在逆境中的人，便覺得心灰意冷，變得玩世不恭，聽之任之，這是一種宿命論。唯心主義的宿命論是不可取的，但是，人區別於動物的顯著特徵是人有超前性和預見性的特質。

因此，客觀的來說，起一個好名字，給自己以心理上的滿足與暗示，給別人以悅耳順暢的美感，是一件重要的事。它通過這種文化思想積澱下來，達到自我暗示的作用，影響自己的心態，影響自己追求事業成功的決心和信心，從而影響自己一生的命運。

一個人的名字，既是一個個性化符號，又是具有社會特性和個體特性的文化象徵。我的名字屬於我一個人的，因此我的名字是我獨享的權利，也是我的創造。願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好名字，願你的名字能給你帶來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