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中華民族有數千年的文明史。幾千年來，人名從產生到發展，基本格局大體不變。具體到每個朝代，名字則表現得有所不同。一般說來，古人的名字較為複雜，人們不僅擁有像今天一樣的幼名、學名，而且還有今天已經被淘汰的字、號等。其中‘。字’，是古時人名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作用與“名”同樣重要。

今天我們常說的“名字”，實際是古人“名’，和“字”的合稱。當然，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的，在我國歷史上的不同時期，起名特點並非完全一樣。我國人名最早有規律可尋的是夏代。當時人崇拜太陽，通行的曆法是乾支紀年，因此，當時夏代的君主和貴族都喜歡用天干起名。據 《 史記 · 夏本紀 》 記載，夏代的君主名字有太康、仲康、少康等人，據陳夢家在 《 殷墟卜辭綜述 》 一書中的考證，這些名字中的“康”字即“庚”字，是傳說中的十個太陽(天干)之一。此外，夏代君主的名字還有孔甲、撤甲、履癸等，名中的“甲”、“癸”也都是天干。至於商代君主，起名時也都繼承了夏代君主的這一習慣，無論是開國之君商湯(又名太乙)還是亡國之主帝辛(即殷封王)，其間29 位君主，無不以天干命名。

當時的貴族也效法這種做法，在名字中使用天干，如祖己、父癸、虎父丁、弓父庚等，都是如此。到了周代，隨著社會的發展和人口的繁衍，起名的方法也日臻完善。正如 《 通志 · 氏族略 》 所說的那樣，當時的君主“生有名，死有溢;生以義名，死以義溢。生曰昌、日發，死曰文、曰武。微子啟，微仲衍，箕子，比干，皆周人也。故去其甲乙丙丁之類，始尚文焉”。這裡“尚文”的意思即不再像夏商人那樣只知道用天干起名，無論怎樣變化也只有那十個表示天干的字，顯得過於質市卜而是開始注重文采，所起的名字如昌、發、啟、仲衍、箕子、比干等既富於變化又含義豐富，其文化色彩豐富了許多。正是由於周代人起名出現了上述這些變化，其結果不僅導致大量莊重、新穎名字出現，而且還促使我國最早的起名原則誕生。這種起名原則是專門針對王公貴族起名而制定的，又被稱為“五則六避”。據 《左傳 · 桓公六年》 記載，周代人起名的原則“有五：有信，有義，有相，有假，有類。

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相，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嘻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 論衡 · 潔術篇 》 也記載，周代人“立名也，以信、以義、以相、以假、以類。以生名為信，若魯公子友生，文在其手曰‘友’也。以德名為義，若文王為昌、武王為發也。以類名為象，若孔子名丘也。取於物為假，若宋公名柞臼也。取於父為類，有似類於父也”。

上述是說，周代人起名原則中的“五則’，是指名字的五個方面的來源，即“信，，、“義”、“相”、“假”、“類”。“信”指孩子身體上的某些特徵，如眼睛大、皮膚白、身體胖等，根據這些特徵可以使起名找到靈感;“義’，是指孩子表現出的某些天賦，如機靈、好動、文弱等，也可以作為起名的參考;“相”是指孩子的相貌，有美、醜之別，也可以據此考慮起名;“假”是假借，可以假借其他事物進行起名;“類”是相似，是說可以用與孩子特徵相近似的辦法起名。至於“六避”，則是說由於王公貴族都是有身份的人，在他們出生時便注定要做王公貴族，他們的名字是一般人不得隨意叫的，必須加以避諱。為了便於將來避諱，在起名時便要考慮六個因素，避免用國名、山川名、官名、疾患名、祭品(畜牲)名、祭器名起名。

因為國名、山川名、官名都很常用，疾患名顯得不雅，祭品名、祭器名太過於莊重，都不便於避諱，所以都在“六避”之列。上述“五則”、“六避”在今天看來確實顯得有些煩瑣，但正所謂“無規矩不成方圓”，在當時講究宗法和禮治的社會背景下，用以指導或規範起名的確有其現實意義。而在上述原則約束下所起出的名字，如姬發(周武王)、孔丘(孔子)、莊周(莊子)、李耳(老子)、屈平(屈原)、宋玉等或各具特色，或優美動聽，與夏商時期單調的名字相比的確前進了一大步。

周代的起名特點一直持續到春秋戰國及秦朝以後，直到漢代才有所改變，進而把這種變化延續到漢代以後。漢代人起名除襲用舊法外，又增加了一些諸如尊老、排行、美艷等方法，一些較有影響的人在使用名的同時又有了字。當時人喜歡使用“德”、“卿”、“君”、“敬”、“禮”等尊老字，“幼”、“伯”、“叔”、“仲”、“次”、“少”等排行字，“巨”、“康”、“玄”、“成”“高”、“通”等美艷字。當時人們起名最常用的字，主要有君、公、翁、元、長、吉、卿、賓、郎、壽、敞、章、昌、震、賜、孫、房、士、民、彥、景、大、偉、巨、威、靈、茂、世、永、初、玄、寶、道、德、義、惠、孝、恭、慈、敬、文、正、宣、修、秉、奮、熊、忠、亮、牧、寶、讓、奉、里等。另外，由於當時是經歷了長期戰亂分裂以後的國力上升和繁榮時期，人們普遍具有渴望建功立業以報效國家的社會責任感，在名字L 也體現了這種時代精神。有些人注重對國家的貢獻，起名孔安國、趙充國、於定國等;有些人景仰過去的英雄人物，起名陳湯、趙堯、張禹;有些人尚武，起名蘇武、班彪、夏侯勝;有些人氣概豪邁，起名孔奮、魏霸、法雄;有些人德操卓苹，起名曹操、董卓、龐德;等等。這些，無不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兩漢之際，當政的王莽推行雙名改單名政策，強行把那些雙名的人改為單名。在王莽看來，“秦以前復名蓋寡”，於是便下令禁止使用雙名，把單字以上的名字通通視為“惡名”。在此影響下，以後很長一段時間的人們起名全都採用單名，只是在起字時才用雙字。當時的匈奴單于原名囊知牙斯，聽說內地取消雙名後，主動要求把名字簡化為單字“知，。另有王莽的長孫王會宗，本來隨例改名王宗，後因企圖謀反，不僅事敗自殺，而且名字也被恢復了雙名，以示懲罰。像這樣對起名用字的一減一增，表現了強烈的褒貶意向，人們從此有了“起雙名是低賤的”這一觀念，很少再有人用雙名。這種風氣一直持續了300 多年，到南北朝時期才略有改觀，隋唐五代時進一步改變，從宋代開始才有更多的人使用雙名。

因此，起單名便成了東漢至宋代以前近千年間人們起名的最大特點。儘管其間的某些人偶而有使用雙名的情況，但幾乎都有各自的特殊原因，屬於基本特點以外的特殊情況。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起名的特點基本延續了此前的習慣，所起名字的含義多為報效祖國、光宗耀祖、紹興家業、安國寧邦之類，在形式上基本都是單名。當然，由於這一時期基本處於戰亂之中，人們的思想習慣不再像周朝或兩漢那樣被嚴加束縛起來，加上又有道教的形成和佛教的傳人，在起名上也出現了相對自由或多樣化的特點，起的名字也大多打上了時代烙印。如當時新出現的起名特點之一便是喜歡重複用字，另一個特點是喜歡在小名前加“阿”字，甚至連魏武帝曹操這樣的人也有一個叫“阿瞞”的小名，其時代特徵十分明顯。此外，這一時期還有人喜歡在名字中加上“之”字，或加上表明自己宗教信仰的字，也成為一種新現象。其中，用“之”字起名的突出例子是著名書法家王羲之及其子孫。王羲之的名字是羲之，7 個兒子的名字分別是玄之、凝之、渙之、肅之、徽之、操之、獻之，兩位孫子的名字是禎之、靖之，兩位曾孫的名字是翼之、悅之。如此祖孫4 代相繼，被認為是當時的典型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