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名用字的極少和音節的簡單，十分有利於人名的記憶和傳播。如果把一個兩字的我國人名和一個10 多字的外國人名放在一起，讓你去辨認和記憶，那么，你首先記住和說出的一定是我國人的名字。這種簡單易記的我國人名的優越性，是西方國家無法相比的。際作用也要大為減弱。如提起“花木蘭”這個名字，大家都知道是指古代一位替父從軍、為國殺敵的女英雄。提到“雷鋒”，就會聯想到他是助人為樂的好青年、大家學習的好榜樣，而不會想到另外的人。這裡的“花木蘭”、“雷鋒”都有明顯的專指意義。一旦遇到與這種專指意義相悖的情況，則必須對有關人名加以調整，以適應這種人名屬性。如在前些年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之前，進行代表資格審定期間，就發現有同姓名現象，即浙江代表名單中有兩位“張玉蘭”，河南代表中有兩位“趙福林”。這種姓名相同的情況是有悖於人名的專指性的，同時也不利於當事人之間的區分。因此，有關人員為了防止可能出現的誤會，就在這4 位代表名字前分別加上各自所在的地名，成為“湖州張玉蘭”、“瑞安張玉蘭”和“安陽趙福林”、“焦作趙福林”。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是對這些有悖於人名專指性的名字所做的調整。當然，有些本是專指的名字有時因為時代和環境的變化而失去專指作用，但有時也會在失去一種專指作用時而轉化為另一種專指。這類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明清時期，“梅香”這個名字原指某一大戶人家的丫環，後來，因為把丫環叫做“梅香”的人特別多，於是“梅香”也就成了丫 環的代名詞。隨著這種由一個“梅香”而向眾多“r 環的代名詞的轉換，“梅香”一名也完成了由一種專指向另一種專指的過渡，其轉化前後仍沒有離開人名的這一專指屬性。同樣，人們熟知的歷史人物如諸葛亮、關羽、阿斗等名字原本是指特定的人物，但由於過於家喻戶曉，他們的名字有時也像“梅香”的名字一樣成了某一類人的代名詞。其中如“諸葛亮”本是指三國時期那位足智多謀的政治家，但由於過於為人熟知，從而也被當做智慧的化身，俗語“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諸葛亮會”等都成了某一類人的代名詞。

又如“關羽”雖又被稱為“關公”、“關雲長”，但所指都是三國時的那位名將，由於相傳他“面如重棗”，後人便把愛紅臉的人稱為“紅臉關公”;又因為他身材魁偉，後人也把威武的人與他相比， 《水滸傳》 便說美髯公朱全“似關雲長模樣”;又由於他善於使用大刀，後人便常用“關公面前舞大刀”一語來諷刺在行家面前賣弄本領的人，或作為自己技不如人的謙詞;又由於他曾經千里走單騎、過關斬將，後人常用“關公過五關斬六將”比喻克服我國人名的屬性除上述兩點外，還有它的審美性、穩定性和地域性。其中，審美性是指人名對那些含有貶義、發音含混不清、容易引起誤解的漢字具有排斥力，在所起名字的字義上要求莊重、典雅，在字音上要求響亮、動聽，在字形上要求繁簡適中、搭配得當;穩定性是指人名一旦成為某一個人的標誌，將伴隨他終身。因此，在起名時要從長遠考慮，不可草率從事。對一些時效性很強的名字，儘管一時可能被認為時髦，或者讀來頗為親切，但很難經得起時間的檢驗，時間長了就會顯得彆扭。

試想，諸如小小、丹丹之類的名字放在孩子身上會讓人有親切感，但過了六七十年後，已經是老頭、老太太的他們還叫這些名字，給人的感覺當然是滑稽不倫的。至於我國人名的地域性，是指由於我們的國土幅員遼闊，不同地區的人名往往帶有不同地區的特點。如果帶著明顯地域色彩的人名離開了原來所在的地區，也可能引起意想不到的後果。如我國不少地方的人都喜歡用地名做名字，是河南人就叫豫生，山東人就叫魯生，北京人就叫京生，或把分別是山東、河南人的父母籍貫合在一起起名魯豫，等等，這類的名字雖然因為是信手拈來而讓人感覺親切簡單，但由於現在的人口流動過於頻繁，許多人都在原來的出生地以外工作或生活，當原來的名字在新的地區使用時，有時會顯得不那么協調。另外，還有一些地方特色相當突出的字，用在名字中也不是很妥當。如在廣東、福建沿海，人們信奉媽相，起名時往往帶上“媽”字，以期得到她的保佑;但由於“媽”字是母親的代稱，其他地方忌諱在稱呼母親以外使用這個字，因此，除了廣東、福建沿海以外，其他地方幾乎沒有帶“媽”字的名字。故而，儘管人名的地域性是一種客觀存在，在起名時還是應該儘量避免使用這類過於特別的文字。總而言之，人名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無時無刻不在與社會發生聯繫。因此，在起名時要把它與社會聯繫起來，充分考慮它的基本屬性，從而使它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