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距今4500-6000年，也就是從三皇五帝到堯、舜、禹時期，中國天文學己有了一些發展，古籍中己有了簡略的記載，雖不太確切但還是有一定的真實性的，因其中有些記載己被考古發現所證實。

從黃帝到堯、舜、禹時期，正是原始社會的晚期，人類文明還處在初級階段.對自然界的認識較為蒙昧，特別是對“天”與人之間的關係更是茫然。但不管認識是否正確，畢竟要有一種認識。當時人們把“天”和人及社會看作是緊密聯繫的一個整體，即所謂“天人合一”，的理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天與人之間的關係只能是天是主導的，而人則是從屬的，人的行為是要符合天意的。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人們每做一件事都要考慮是否符合天意。如能符合，做事能成，若不符合，會受到天的懲罰。因人們多是趨利避害的，所以在做一件事，特別是重大的事之前要做一番預測。他們相信，通過占卜可以得到天的信息。占卜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通過星象占卜是其形式之一。這就是星象學。它產生於日常生活的需要。

當然，預測某一事物的發展、變化，占卜並不是唯一的方法，可通過邏輯分析的方法。但這是現代人的方法，而原始人尚缺乏必要的科技知識，在他們的思維中還不能運用邏輯分析，也只能採用占卜的辦法，這實在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這一時期，占卜盛行，作為占卜中一種的星占，更是倍受重視，從而有了專門的天文機構，既從事星占，又從事曆法。河南省商丘市的火星台就是這樣的機構，我們可稱它是我國最古老的天文台，也是我國最重要的文化遺址。

火星台是中國的一處重要的天文遺址，在它身上蘊含著極高的文物價值。從時代上講，它是5000年前的天文觀測地點，是中國天文學的發祥地。眾所周知，中華民族有5000年的文明史，文明的發樣地在黃河流域的中原地帶的廣闊地區，而火星台恰好在現今的河南省商丘市，地位更顯得突出.

依據現在世界公認的觀點:“天文學的發祥地就是文明的發祥地”。那么，可稱火星台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

對日月星辰的崇拜及祭祀，也是屬星占的範疇。祭日活動，始於原始社會晚期，到了三代，只有統治者才有資格祭日，並成了統治者的政要之一。祭日的儀式很隆重，由天子主祭，公卿百官陪祭。通過祭日以祈求社會安定、五穀豐登。這一習俗一直延續到明、清。現在北京朝陽門外的日壇就是清代皇帝祭日的場所。如果發生日食，則認為是不祥之兆。日食象徵天子失德，政令有誤。這時統治者應自責，修德，改變政令，使之符合民意，順應天道。而民眾對待日食，由於受星占的影響，一般都有恐懼心理。《尚書。脫征》中對仲康時發生的那次日食的描述很是生動:當日食發生時，人們不知所措，一片慌亂，以致觸怒了統治者，認為天文官員沒能預報，是失職行為，而將其殺掉。這種對日食的恐懼心理，在人們的心目中存在了幾千年，從中也就反映出了星占對社會的影響。

這一時期，既造就了一批星占家，也在星占的方法及理論方面臻於完善了。知名的星占家們，在夏有昆吾:在殷商有巫鹹:西周有史佚、襲弘;東周時，宋有子韋:鄭有裨灶:齊有甘公、唐味;魯有梓慎;趙有尹皋;晉有史趙、史墨;魏有石中。星占家們的工作極為勤奮，每夜觀察星空的變化並作詳細的記錄。現在中國保存的古代天象記錄在世界上是最多、最完整的，它為現代天文學的研究提供了一些有價值的資料，真是功不可沒。星占家們要隨侍天子左右，回答天子對大政方針的諮詢並隨時向天子呈報天象變化所預示的徵兆，成了天子決策時的高級顧問，職位顯赫。

秦統一中國後，一場秦火，給文化的發展以一定的打擊.但它並未殃及星占學，春秋戰國時的鼎盛局面依然繼續。

到了漢代，星占學又到達了一個新的階段。一些星占著作問世及一批有影響的星占家出現。

首先要提到是《史記·天官書》及其作者司馬遷。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是漢武帝前期的太史令，是當時的著名學者。司馬遷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曾向董仲舒學習《春秋》，向孔安國求教《尚書》。其父親死後，他繼任了太史令，有機會閱讀大最朝廷所藏的文獻典籍，成了一位知識淵博的人學者。曾參與制訂《太初曆》的工作，並著手著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