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祖先和前輩的名字：態度不尊不敬用來不倫不類

漢族起名，一般避祖先的名號。其原因是漢族傳統極講究輩分。

家庭和家族中有個十分重要的東西就是家譜。下面給大家簡單地介紹一下什麼是家譜。家譜，也稱為族譜、宗譜、家乘、通譜、統譜、世譜、支譜、房譜等等，名稱雖然不一樣，但是它們的內涵是一樣的，只是外延有所區別而已，現在我們一般都把它統稱為家譜或族譜。家譜是系統記述某一同宗共祖的血緣集團世系人物或兼及其他方面情況的歷史圖籍。而姓氏是“某一同宗共祖血緣集團”的標識符號，家譜、族譜就是記錄某一姓氏家族成員間的血緣關係的圖冊。

宗法式家族是一種血緣組織，內部的血緣關係必須十分清楚，這種組織才能維持和發展。即使舊的家族裂變成許多新家族後，以及新家族再裂變之後，各家族之間的血緣關係也必須十分清楚。一個家族的始祖及始祖母是誰?始祖如果娶了不止一個妻子的話，哪一個妻子是嫡，哪一個妻子是庶?她們各有幾個兒子，名字叫做什麼?他們的妻子又是誰，又各有幾個兒子?家族的各支各房是怎樣一代一代傳下來的?現在眾多族人的父、祖、曾祖、高祖等是誰?家族中人和人是一種什麼血緣關係?新家族始祖是從舊家族的哪一代分裂出來的?它又是怎樣一代一代地傳到現在?總之，家族成員之間的各種複雜的血統關係必須清楚。在沒有文字的時候，血緣關係靠一代一代的口耳傳授，儲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時間長了，記憶難免有差錯。當文字產生以後，人們就用文字把這種血緣記錄下來，這就是譜牒，是家譜、族譜的雛形。

譜牒產生於什麼時候?據考證，譜牒的產生大概可以上溯到先秦時代。司馬遷所說的《譜牒》、《牒記》，都是周以後出現的。司馬遷創作紀傳體通史《史記》時，曾經參考過周代的《世本》。學術界把它公認為中國家譜的開山之祖。戰國時代的《春秋公子血脈譜》，開啟了我國家族史籍以“譜”為名的先河。周代的《世本》，在於“奠系世，辨昭穆”，它所奠的系世，是周宗室的帝王世系;所辨的昭穆，是尊卑貴賤的親疏。它完全是為推行宗法分封，鞏固周王朝統治服務的。周代的宗法分封制度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禮崩樂壞”，趨於瓦解。到了漢高祖劉邦“徒步有天下”，宗族組織由興到衰，由破壞到重建，至東漢時已由世族宗族代替了，君統與宗統開始分離。兩漢的家譜功能是為恢復、重建宗族和形成、鞏固世族的統治服務。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門閥勢力極度膨脹，選用官吏實行九品中正制，“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家”，官之任用，“不考人才行業，空辨姓氏高下”，“有司選舉，必稽譜牒”，“家之婚姻，必由譜系”，此時的家譜，成了政府選舉、士族出仕、門第婚姻的依據。與之相適應的是修家譜之風極為盛行，國家設譜局，置譜官，“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同時，偽造世系門第的造假現象應運而生，由“尚官”“尚姓”至於“尚詐”。唐朝初年，修譜繼續為官府壟斷。為了打擊舊有的門閥勢力，抬高李氏皇族的社會地位，唐太宗李世民組織力量編纂《氏族志》，“以今日官爵為等級高下”，舊有門閥勢力受到重大打擊。五代以後，“取士不問家世”，庶族知識分子可以通過科舉出仕;“婚姻不問門閥”，新興的庶族地主、商人在社會上獲得了應有的地位。到了宋代，家譜編纂方式由過去主要是官府修譜發展成私家修譜。家譜功能上也由過去主要是出仕、聯姻的政治功能轉變為“尊祖、敬宗、收族”的社會倫理道德的教化功能。明清時代以來，私修家譜之風盛行不衰，目前存世家譜、族譜絕大多數是清代以後纂修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家譜被認為是封建宗族制度的產物，作為一種特有的封建文化自然在蕩滌之列，民間的修譜活動幾近於絕跡。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政治環境的日漸寬鬆，政府採取的是一種不支持、不制止的寬容態度，纂修家譜過去被禁止的封建宗族活動又有了新的發展。社會各界對新修家譜看法不一。家譜包含著我國古代嚴格的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它是為了鞏固和純化宗族而出現的。家譜主要是對人名作規定。在家譜中，家族裡的每一個人都被確定了行輩關係，從而把整個宗族團結成為一個壁壘森嚴的整體。外人要想進入宗族是很困難的，因為家譜裡面沒有他。而家族裡的哪一個成員要是犯了大錯，那么家族能夠給他的最大懲罰莫過於開除家譜了，那等於不再承認他是家族的一員，死後也進不了家族的墳地，成了“孤魂野鬼”，古人認為這是非常可恥的一件事情。

以祖先名字為名，不但打擾了輩分的排序;而且會被視為對祖先的不敬。

司馬遷寫《史記》時，把“趙談”改為“趙同”，把“李談”改為“李同”。這是因為他的父親名“談”，所以要避諱。古代的人在說話作文時祖先姓名不能亂用亂寫，而且在用到時有意避諱。除了不說及祖先的名字外，更重要的是在給孩子起名字時要對祖先的名字進行避諱。

封建制度下，人們不僅要“尊祖敬宗”，而且要奉為至尊，即使直呼君主的名字也是大逆不道。在清代的雍正、乾隆時期，僅憑這一條就可以處人死罪並殃及九族。於是，這種忌諱便被稱為“國諱”。

唐朝人因避唐高祖的祖父李虎之諱，把成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改為“不入獸穴，焉得獸子”;把“畫虎不成反類犬”改為“畫龍不成反類犬”。清朝乾隆皇帝不允許百姓家門楣上貼有“五福臨門”，因為他的世祖順治皇帝的名字叫做“福臨”。

五代的馮道，善於做官，歷經幾朝，一度為相，人稱不倒翁。有一天，他叫門客給他講《道德經》。《道德經》起首的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一句話有三個“道”字犯馮道的名諱，便隨機應變地將“道”字改為“不敢說”。於是，這句話就變成了：“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還有明末的湖廣巡撫宋一鶴，有一次去參見總督楊嗣昌。因為楊嗣昌的父親名鶴，為了避諱，他便在名帖上將自己的名字改為宋一鳥。

上面這些故事聽起來很可笑，但也反映了人們避諱的風俗。現代人給小孩起名，一般也不用與父母名字中重複的字。

此外就現代人而言，僅就姓名論，一般不以偉人、名人的名字命名。沿襲名人的名字是一種機械搬用，毫無創造性，也不符合獨立的精神，掩飾了自己本來的個性，青年人要自信，不自卑也不自大，崇拜名人並不一定要效仿名人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