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底，_上海還發生了一場市民王徐英要求改日本名而被判決敗訴的風波。原來，王徐英嫁了一個有日本繼父的丈夫，丈夫還被起了個日本名字柴崗龍清。柴崗龍清的母親在20世紀30年代做導遊，結識了在上海的日本人柴崗文雄，並帶他改嫁給這位日本人。後來，柴崗文雄回國，娶日本妻子柴崗芳子，但一直沒有生育。中日邦交正常化後，柴崗文雄於1974年到上海探親，回日本5年後病逝，仍健在的柴崗芳子承認這位繼子和媳婦的合法性，並在他們到日本探親時稱王徐英的丈夫為柴崗龍清，稱王徐英為柴崗英子。在日本期間，二人還結識了一些日本朋友，這些朋友都叫他們的日本名字。回國後，在與柴崗芳子和日本朋友的書信往來中，大多數來信都在信封上寫著柴崗龍清、柴崗英子收。但由於日本來信的收信人名字與身份證、戶口本名字不符，二人與送信的郵遞員總是大費周章。最後，王徐英的丈夫到派出所要求在自己的戶口本上添加柴崗龍清為“曾用名”，但接待的戶籍警先是驚訝地打量他，隨後要求他回家準備一份申請和相關證明材料。兩個月後，派出所作出了“不予更改”的答覆。對此，王徐英經過一天的思考，告訴丈夫不僅要加曾用名，而且她自己還要改名柴崗英子。於是，在當年n月10日，她把該派出所告到浦東新區人民法院法庭，理由是派出所行政不作為，干涉和侵犯了她的姓名權。12月17日，浦東法院作出判決，駁回了她要求改名的抗訴。事情傳出後，不少人對此發表評論，認為不管其中有多么複雜的原因，一個中國公民無故把使用了幾十年的名字拋棄，另起一個不符合所在民族習慣的名字，畢竟是一種“缺乏文化認同感和民族歸屬感”的表現，法院駁回其抗訴不只是對穩定社會秩序負責，也是在維護民族的利益。

對於這種觀點，如果我們放在起名的角度看，顯然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當然，有人在起名時起過於洋化的名字，有種心態可能是為了趕時髦。其實，這種趕時髦的心態由來已久。在歷史的任何階段，總會湧現出一些極為時髦的字眼兒。如果起名時追逐這樣的字，就讓人感覺是為了跟風，或者是起名人的文化素質差，俗不可耐，而且這樣的名字也容易重複。20世紀50年代的“建國”，70年代的“衛東”，可以說遍及大江南北，“李建國”、“馬建國”、“陳建國”、“王衛東”、“劉衛東”、“趙衛東”幾乎是千人一面。但這些名字都曾經是最時髦的名字，而在現在看來，則都成了政治狂熱情緒蔓延的代表，是把政治色彩溶人姓名中的極端表現。而在近些年，由於國家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文化建設成就日新月異，幾乎每天都有大事發生，有不少人在起名時也追趕這種潮流，起一些如_上述奧古辜耶、薩達姆·鄧·非典、柴崗英子之類的名字;還有人熱衷於起4個字的名字，覺得這樣的名字時髦，所起的名字有胡陶佳子、閻冬飛雪、園丁四郎等。其實，從名字的角度說，這些名字除了是4個字外幾乎讓人找不到更多的文化內涵：起名“胡陶佳子”無非是模仿西方名劇《胡桃甲子》，“閻冬飛雪”無非是用了“嚴冬飛雪”的諧音，而“園丁一四郎”，怎么看怎么像日本人的名字，與卜述“柴崗英子”幾乎沒有區別。儘管也有報導說起名“園丁四郎”完全與日本名字無關，是因為孩子的父母分別姓李和丁，都是老師，孩子深得外公的喜歡，但由於孩子的母親只有姐妹三個，沒有兄弟，於是便想讓兒子跟自己姓，而孩子的父親怎么也不同意。由於僵持不下，兩人最後決定誰的姓都不跟，而以父母二人的職業為姓，用這一職業的別稱“園丁”為姓;又因為孩子是孫子輩的第四個男孩子，於是起名叫‘。園丁四郎” 。

但不管原因如何，也不管有多么充足的理由，孩子在使用這個名字的時候不可能向每個人都解釋這樣起名的原因，別人看到後的第一印象仍然是像日本人的名字，他的名字是洋化名字的事實一點也不能改變。誠然，名字的確需要色彩去點綴，但名字的色彩需要五顏六色。如果人人都去追逐時髦的字眼兒，也未免太單調乏味。由此不能不讓人深思，雖然我國有幾千年歷史傳統，講究忠孝仁義、禮智道德，但占人起名使用這些字的頻率實際上不高，說明古人起名也不喜歡趕時髦。孔子講了一輩子“禮”和“仁”，但為兒子起的名字卻是“鯉”。追逐時髦字眼只是幼稚和膚淺的表現，也不懂事過境遷的道理，但給使用者帶來了鮮明的時代痕跡，是我們在起名時應設法迴避的。為了限制起名過於洋化，追趕時髦，國家的人口管理部門也做了不少工作。除在即將出台的《姓名條例》中規定不能使用英文名字登記戶口或起英文名字須用漢語代替外，在日常管理中也拒絕為那些過於洋化的名字辦理人戶手續。如在2005年10月，河南登封市一位姓胡的先生本想為新生的兒子起名“胡D"，但在為兒子辦理嬰兒出生證明時首先被醫院拒絕，派出所也接著表示不能用這個名字給孩子辦理人戶手續。當他在了解了國家的相關政策後，最終用“胡摘”這一名字為孩子上了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