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古人的字古時候，“名”與“字”在多數情況下共同構成一個人的代號，儘管用途不盡相同，二者之間還是有聯繫的。古人大多因名起字，名與字內容毫不相干的情況幾乎見不到。如三國時的名將張飛字翼德，在這一名字中，“飛”是名，“翼德”則是對“飛”的解釋，因為“飛”就是“翼之德”(翅膀扇動而造就的功德)。又如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字樂天，名與字之間也有聯繫，即“居易”是因，“樂天”是果，只有居處安寧，才能知命而樂天。古人的名多種多樣，字也有不同用途。起初，人們起字非常簡單，往往只起一字，與“子”、“伯”、“仲”、“甫”等表示年齡階段的字相連。如孔子弟子顏回字子淵，冉耕字伯牛，冉雍字仲弓，這些名字中的“淵”、“牛”、“弓”就是他們的字。當然，有些人起字時乾脆只用一字，不加別的字辭，如陳勝字涉，項羽字籍即是。東漢以後，人名起字才越來越講究，情況也越來越複雜。人們在有了名以後，往往把起字看得很重要。有些人在起字時注重效法古人，起字“士則”，“思賢”，“師亮”等;有些人則寄託對當事人的厚望，起字“溫雯”(長壽不夭)、“永全”等。這些都含有深刻的意義。

3、古人的號古人除有名、字外，又多起號以代替名字。號是一種固定的別名，又稱別號。早在周朝時，人們就已經開始起號。對此，《周禮》 解釋說，號是“尊其名更為美稱焉”。意思是說，號是人在名、字之外的尊稱或美稱。特別是在早期，有號的人多是那些聖賢雅士。如老子別號廣成子，范蠢別號鵝夷子皮，等等，都是如此。不過，就一般情況看，先秦時有名字又有號的人並不太多。秦漢魏晉南北朝時，起號的人仍不很多，見於記載的僅有陶潛別名五柳先生、葛洪別號抱朴子等數人。但是，到了隋唐時期，伴隨著國家的強盛和文化的高度發達，在名、字之外另起別號的人也逐漸多了起來。如李白號青蓮居士，杜甫號少陵野老，白居易號香山居士，等等，都是這種情況。到了宋代，起號之風又有進一步發展。人們熟知的《水滸傳》108 將個個都有號，正是代表著當時的社會風氣。明清人更把起號視為一種時髦，上至皇帝，下至一般黎民百姓，幾乎人人有號。甚至如清朝人凌楊藻在《蠢勺編》 一書中記載，明朝“閻市村壟，鬼人瑣夫，不識丁者莫不有號，兼之庸鄙狂怪，松蘭泉石，一坐百犯;又兄‘山’弟則必‘水’，伯‘松，則仲必‘竹’，不尤大可笑也哉。近聞婦人亦有之，向見人稱‘冰壺老拙’，乃蟄娠也”。該書還記載一個讓人忍俊不禁的例子，說一位縣官在審理一樁盜竊案時，潔問犯人為什麼故意狡辯，犯人回答是“守愚不敢”，縣官不解其意，一問左右才知道是犯人在自稱號。像這樣落草為寇的盜賊都有號，當時起號之多之濫可想而知了。在古人起號時，用字與起名、字不同，大多不受字數限制。從已知的歷代別號看，有2 字號，也有3 字、4 字號，甚至還有10 多字、20 多字的號。清代畫家鄭板橋的號就有12 字，即“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當時還有一個叫釋成果的和尚，號用字竟達28 個之多，即“萬里行腳僧小佛山長統理天下名山風月事兼理仙鶴糧晌不醒鄉侯”。

一個人的別號竟然用了近30 個字，真可謂一大奇觀。因為古人起號有較大的隨意性，並且不必加以避諱，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明清時期文人起號之風的盛行。當時的大多數人都起號，有些人的號還不止一個。如清初畫家石濤法名弘濟，別號清湘道人、苦瓜和尚、大滌子、瞎尊者，達4 個之多。至於前述清代畫家鄭板橋，本名燮，字克柔，板橋本來就是他的號。他此外還自稱鄭大、鄭大郎、板橋居士、板橋道人、板橋老人，這些自稱也大多具有號的性質。另外，如果我們對古人的號進行深人研究，還可以發現其性質相當複雜，不僅有仁述這些性質的號，不同身份、不同行業的人也有專門的號。如歷代皇帝都有廟號、溢號，和尚都有法號，道士有道號，演藝界有藝名，文化界有筆名，這些也有號的性質。其中藝名起源很早，是演藝界的人由於某種原因而起的專門名字，用來表達自己的意向、專長、師承或紀念某件對自己影響重大的事情。早在漢代時，有一位姓趙的女子擅長舞蹈，身輕如燕，人送藝名“趙飛燕”。

由於她這一藝名影響很大，以至她的真名反而無人知曉了。又如在五代十國時，後唐莊宗李存勵不僅喜歡演戲，還為自己起了個“李天下”的藝名。據說有次他與一位藝名叫鏡新磨的人同台演出，在戲台上也忘不了自呼兩聲“李天下”的藝名。另據顧炎武《日知錄》記載，古代有“黃蟠綽”、“雲朝霞”、“鏡新磨”、“羅衣輕”等人，也都是以藝名傳世的。最為大家熟知的小說《紅樓夢》中，賈寶玉貼身丫環襲人的丈夫蔣玉菌原是唱戲出身，藝名是“琪官”。另外，該書還有幾位唱戲的女孩子，名字分別是齡官、文官、寶官、玉官、芳官、蕊官、藕官、葵官、艾官、茄官、藥官，其實，這些也都不是她們的原名，而是藝名。至於藝名的來源，有些是自己起的，有些是請人起的，有些是因師承排行而來的，有些則是觀眾送的，情況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