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與林徽因，梁思成簡介，梁思成 林洙

中文名：梁思成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日本東京

出生日期：1901年4月20日

星座：牡羊座

逝世日期：1972年1月9日

職業：建築教育家，建築學家

畢業院校：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

主要成就：建築教育、建築研究、建築藝術

梁思成資料

梁思成，男，廣東省新會人，是中國著名的建築學家和建築教育家，中國科學史事業的開拓者。畢生從事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和建築教育事業。系統地調查、整理、研究了中國古代建築的歷史和理論，是這一學科的開拓者和奠基者。曾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等設計，是新中國首都城市規劃工作的推動者，建國以來幾項重大設計方案的主持者。是新中國國旗、國徽評選委員會的顧問。

梁思成，為梁啓超之長子，是李夫人所生，建築大師，中國古建築研究領域的著名學者是解放後致力於保護古建築的旗幟性人物。

家庭生活

梁思成與林徽因

與林徽因終成眷屬的是梁思成，梁啓超長子。思成之前梁家先有過一個夭折的男孩，因此平輩或晚輩都稱呼思成二哥或二叔、二舅。

梁思成個子瘦小，卻白淨秀氣，妹妹思莊怎么看他怎么瀟灑，叫他“Handsome boy (漂亮小伙子)”。他進入清華學校後便是校園裡異常活躍的少年。喜愛繪畫，任《清華年報》美術編輯;喜愛音樂，當管弦樂隊隊長，吹第一小號;喜愛體育，獲得過校體育運動會跳高冠軍。他的外語也好，翻譯了王爾德作品《摯友》，發表於《晨報副鐫》;還與人合作譯了一本威爾司的《世界史綱》，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出乎意料，這么活躍的大學生，留給同學們的強烈印象竟是“具有冷靜而敏捷的政治頭腦”。“五四”運動爆發，“他是清華學生中的小領袖之一，是‘愛國十人團’和‘義勇軍’中的中堅分子。”

眾多兄弟姐妹里，梁啓超最寄望于思成，從學業、婚姻到謀職，無不一一給予入微的關懷、照顧。思成結婚前夕梁啓超致信說，“你們若在教堂行禮，思成便用我的全名，用外國習慣叫做‘思成梁啓超’，表示你以長子資格繼承我全部的人格和名譽。”(梁啓超：《手跡》)然而，梁啓超還是開明的。具備多方面發展潛能的梁思成，他沒有規定兒子一定走哪條路，只是不希望他再做政治家。最終影響梁思成獻身於建築科學的是林徽因，思成曾對朋友們說過：

當我第一次去拜訪林徽因時，她剛從英國回來，在交談中，她談到以後要學建築。我當時連建築是什麼還不知道，徽因告訴我，那是包括藝術和工程技術為一體的一門學科。因為我喜愛繪畫，所以我也選擇了接著這個專業。

（林洙：《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有幾種傳記據此，把林徽因、梁思成相識時間定在林徽因從英國歸來的一九二一年，將梁思成初次拜訪林徽因和他倆的相識時間混為了一談。應該說，林徽因相識梁思成是在這次拜訪之前，林、梁兩家世交，林徽因出國前便有很多結識梁思成的機會。梁思成女兒梁再冰關於林徽因尚未出國已經與梁思成見過面的記述是可信的：

父親大約十七歲時，有一天，祖父要父親到他的老朋友林長民家裡去見見他的女兒林徽因(當時名林徽音)。父親明白祖父的用意，雖然他還很年青，並不急於談戀愛，但他仍從南長街的梁家來到景山附近的林家。在“林叔”的書房裡，父親暗自猜想，按照當時的時尚，這位林小姐的打扮大概是：綢緞衫褲，梳一條油光光的大辮子。不知怎的，他感到有些不自在。

門開了，年僅十四歲的林徽因走進房來。父親看到的是一個亭亭玉立卻仍帶稚氣的小姑娘，梳兩條小辮，雙眸清亮有神采，五官精緻有雕琢之美，左頰有笑靨;淺色半袖短衫罩在長僅及膝下的黑色綢裙上;她翩然轉身告辭時，飄逸如一個小仙子，給父親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

（《回憶我的父親》）

正如梁再冰說，梁啓超早已有了與林長民家聯姻的想法，林長民也樂意有此通家之好。不過，梁啓超僅僅止於想法，未進而干預子女。他對兒女婚姻的態度相當民主，事後他說：“我對於你們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後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儘管林長民至遲在農曆一九二二年底已提出為年輕人訂婚，但是梁啓超仍以為不必，覺得行此大禮可在四五年後。事實上，在此其間梁、林沒有失去再選擇的自由，他倆確又經歷了不短的戀愛過程，這是個不再選擇的選擇過程。中國留學生中不乏愛慕、追求林徽因者，都是門第不凡、本人優秀的俊彥。但她沒有絲毫旁騖之心，仍舊情感獨鍾於梁思成。同在美國留學的顧毓琇說：“思成能贏得她的芳心，連我們這些同學都為之自豪，要知道她的慕求者之多有如過江之鯽，競爭可謂激烈異常。”

梁、林真正戀愛開始在林徽因回國以後，並且排除了徐志摩的干擾。他們常常選在環境優美的北海公園幽會，那裡座落著新建的松坡圖書館，梁啓超正是館長，梁思成近水樓台。禮拜天圖書館不開，但思成衣袋裡有鑰匙。林徽因又跟隨梁思成去清華學堂，看他參加的音樂演出;和他一起逛太廟，剛進廟門梁思成就失了蹤影，她正詫異，梁思成已爬上大樹喊她名字。那段時光對於林徽因來說是燦爛溫暖的。

沒想到，加速戀愛進程的卻是一場意外的車禍。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是國恥日，梁思成騎摩托和弟弟思永上街要參加示威遊行，摩托行到長安街被國務院權貴金永炎的汽車撞倒，思成滿身是血。當天梁家正在幾房輪流為梁啓超二弟請壽酒，酒席衝散了，赴酒席的林長民全家也跟著挨餓。林徽因著急慌神，遇親人如此災禍她還是頭一次。梁家兩弟兄住院治療，思永傷輕不幾日出院，思成卻大傷了筋骨，落下殘疾，左腿比右腿短了小小一截。林徽因每天往醫院服侍，恰值初夏時節，梁思成汗水淋淋，她顧不得避諱，揩面檫身，無微不至。兩人戀愛以來從未如此頻繁親密地接近，戀情經受驚嚇、焦慮過後愈發顯得甜蜜。

因為車禍，本來梁思成計畫一九二三年赴美留學的日期只得推遲一年。這一遲，正等到林徽因中學畢業，她也考取了半官費留學。車禍又玉成了一件美事，兩人比翼齊飛，漂洋過海。越洋航船上雙雙敞開胸襟，迎向撲面的勁風，他們憧憬的前程頗似越行愈加遼闊的海面、愈加湛藍的天空。

到了大洋彼岸，身處異國他鄉，雙方家人都在遙隔萬里，一對朝夕相伴的年輕人，彼此日益依戀，感情彌篤。一九二五年林長民身亡，失怙的孤女依賴梁家已成必然。梁啓超隨即致信兒子，囑他轉告林徽因：

我和林叔的關係，他(她)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兒，就是我的女兒，何況更加以你們兩個的關係。我從今以後，把他(她)和和思莊(梁啓超二女兒)一樣的看待他，在無可慰藉之中，我願意他領受我這種十二分的同情，渡過他目前的苦境。他要鼓起勇氣，發揮他的天才，完成他的學問，將來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國藝術界有點貢獻，才不愧林叔叔的好孩子。

（《與思成書》）

林徽因斷了經濟後援，想不待學成就回國自己謀生，因而梁啓超又說，“徽音留學總要以和你同時歸國為度。學費不成問題，只算我多一個女兒在外留學便了。”

幾天后梁啓超就著手兌現，致信問梁思成：林徽因留學費用還能支撐多少時間，囑他立刻回告，以便籌款及時寄到。當時，梁家的經濟也很困難，梁啓超準備動用股票利息解難，甚至說了這樣的話：只好對付一天是一天，明年再說明年的話。由此可見，梁啓超早已把林徽因提前納入家庭的一員，對徽因多了一份舔犢之情。在給海外子女的信中他牽掛著孩子們：“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們受此刺激後，於身體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響。他們總要努力鎮攝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

梁思成在林徽因心目中終究是位溫和的君子，他對林徽因關愛無比，兩人精神上亦息息相通。有人懷疑問道：“梁(思成)是否真正愛著自己的妻子林徽因呢?”進而臆測：“梁思成與林徽因看起來郎才女貌十分般配，實際上樑與林的婚姻本質上極為不幸。”

這話有點無事生非，有點似夢鄉囈語，林徽因徒具其“女貌”了。梁思成、林徽因的婚姻與悲劇無緣，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他們也充滿了情趣。有時夫婦倆比記憶，互相考測，哪座雕塑原座何處石窟、哪行詩句出自誰的詩集，那甜美的家庭文化氛圍總會令人產生李清照、趙明誠在世的感受。民國時期文人中流行著一句俏皮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梁思成將其改成“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也在朋友中流傳。誠然，兩人結伴一生難免齟齬，也起過波折，但不論一帆風順還是困頓顛躓，哪怕落在極度艱苦的境地，梁、林夫婦都始終相扶相攜，相濡以沫。林徽因自嘲兩人是一對“難夫難婦”。最後，“難夫”把“難婦”送到了她的人生終點，留下了國人稱頌不已的佳話。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華梁思成姐夫任總領事的中國總領事館舉行婚禮。之後按照其父梁啓超的安排，赴歐洲參觀古建築，於8月18日回京。1929年8月，林徽因從東北回到北平，在協和醫院生下其女兒，取名再冰，意為紀念已故父親梁啓超“飲冰室”書房雅號。

婚後夫妻二人致力於建築事業，他們在山西對古建築所做的調查和實測工作，不僅對科學研究貢獻巨大，也使山西眾多埋沒在荒野的國寶級的古代建築開始走向世界，為世人所知。學者金岳霖，是中國一流的哲學家。金岳霖1914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後留學美國、英國，又遊學歐洲諸國。回國後主要執教於清華和北大。他從青年時代起就飽受歐風美雨的沐浴，生活相當西化，身高一米八，極富紳士氣度。金岳霖在晚年回憶說，他還是通過徐志摩認識林徽因的。林徽因一家在北京東城北總布胡同居住的時候，金岳霖與林家比鄰。梁氏夫婦的客廳有一扇小門，穿過“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過這扇門，參加梁氏夫婦的聚會。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裡和老朋友們聚會的時候，梁氏夫婦就穿過他的小院子來參加老金家的聚會。

據說金岳霖的生活很講究，他家的廚師做麵包做得好，每天早上就給林徽因家送過去，沒事了就到梁家一起喝茶聊天。這樣交往久了，兩個人就互相有了愛慕之心。大概是1932年夏天，梁思成從河北寶坻考察古建築回來，林徽因告訴他自己同時愛上了兩個人，不知道該怎樣辦才好。

當晚梁思成想了一夜，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說：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選擇了老金，我祝你們永遠幸福。梁思成後來對他的第二個妻子林洙說，當時他和林徽因都哭了。後來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話告訴了林洙與梁思成

金岳霖。金岳霖說，思成能說這個話，可見他是真正愛著你，不願你受一點點委屈，我不能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退出吧。

從那以後，他們三人毫無芥蒂，金岳霖仍舊跟他們毗鄰而居，相互間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靜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此後終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歲去世。在林徽因去世後，梁思成曾跟林洙說過，作為徽因的丈夫，確實有點累。梁思成說到這個話題，是因為林洙問他關於金岳霖為了林徽因終生不娶的故事。據林洙說，梁思成笑了笑說：“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面的。梁思成這樣評價過林徽因之後，詼諧地說：“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對我來說，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很累，因為她的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地反應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費正清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文里回憶說：“我經常騎腳踏車或坐人力車在天黑時到梁家去。紅漆雙扇大門深鎖，傭人把庭院入口的門閂打開，我就逕自穿過內花園去找徽因。在客廳舒適的角落裡坐下，泡上兩杯熱茶，我們迫不及待地把那些為對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講出來。我們有時分析比較中國和美國的不同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接著就轉向彼此在文學、藝術和冒險方面的許多共同興趣，談談對方不認識的朋友。”

據《林徽因傳》的作者張清平介紹，當年梁思成是因為林徽因喜歡建築學而學建築的。建築學在他們之間，是共同的事業，也是情感溝通的基礎。關肇鄴《憶梁先生對我的教誨》回憶說：“在先生那樸素而高雅的書房裡，經常可以聽到他們對學術上不同觀點的爭論。有時爭得面紅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論據。我在旁靜聽，極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飾在敦煌某窟或雲崗某窟、某一詩句出於何人之作等的爭論而評比記憶力，等到查出正確結論，都一笑而罷。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趙明誠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梁思成 林洙

1962年，林洙與比她年長27歲的梁思成結婚，因為年齡、學識和生活經歷上的差距，引起眾多非議。資料員的身份、她與前任丈夫的離婚，也是人們詬病她的重要理由之一。也有人理所當然地傳說她的野心：“林洙想做建築界第一夫人。”

親情的壓力不亞於陌生人的議論。梁思成的長女梁再冰尤其反對這樁婚事，她遊說她的叔伯和姑母們，讓他們聯合寫信，來反對梁思成的再婚。林洙當時總是覺得，走在路上，似乎都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她感到惶惶不可終日。

梁思成和子女的疏遠，與兄弟姐妹的不往來，她認為是自己造成的，一直負疚在心，尷尬難當。

而梁思成卻坦然處之，他寬慰她，鼓勵她，承擔了所有人的責難和詬病。

“文革”的災難來臨，她死守著“反動學術權威”，陪伴梁思成走過了這段艱難歲月，給他以極大的精神安慰。

從1966年到1969年，她一個月工資才62元，卻同時照料著一家五口人：梁思成，兩個年幼的孩子，還有林徽因的生母何雪嬡。她知道自己必須善待老太太，因為這是梁思成去世前委託給她的。最後，是林洙照料著老太太，直到後者九十多歲時去世。

自1973年起，她全力整理梁思成遺稿，先後參與編輯了《梁思成文集》、《梁思成建築畫集》、《梁思成全集》等書。

事過境遷，斯人不在，有人問她這么多年來得到了什麼。林洙的回答自是坦然：

“他給了我快樂。”

這個女人，她對快樂的要求，是卑微、誠實和隱忍的。

無論是梁思成生前的才學成就，還是林徽因身後的名聲顯赫，都注定了這個既無學歷、也無地位的女人的後半生，只能存在於光華背後的暗影中，默然無語。她只覺得這是應當。那是別人的光，照不到她的身上，即使是患難與共的丈夫，也無法眷顧到這個弱女子。

梁思成何嘗不是敏感之人?引王志的《城記》里所記，梁臨終之前，召來了他的好友城市規劃專家陳占祥，後者與梁思成在解放初期，為保護北京固有風貌一起奔走不止。梁思成拉著陳的手，極其懇切地說：“這些年，多虧了林洙。”

梁思成1972年去世，林洙才44歲。三十多年過去了，她沒有動過再婚的念頭。“和孩子一起，也是很好。”

她只是遵從著父親的教導，做一個賢妻良母。她一生卑微、厚道。對於磨難和詬病過她的人們，她沒有過怨言。“這是我自己選擇的。”

“我不是一個懦弱的人，我只是很能忍。”她評價自己說。

個人經歷

1901年4月20日出生於日本東京，原籍為廣東省新會縣(今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

1912—1914年在北京匯文中學學習。

1915—1923年在北京清華學校學習。

1924—1927年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建築系、賓夕法尼亞大學研究院先後獲學士、碩士學位。

1927—1928年在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肄業。

1928年春，梁思成與林徽因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接著到南歐結婚旅行並觀摩各地建築和美術半年才回國任職。

1928—1931年任瀋陽東北大學建築系主任、教授。

1931—1946年任中國營造學社法式組主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通訊研究員及兼任研究員。

1944—1945年任教育部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副主任。

1946—1947年受聘美國耶魯大學教授，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建築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贈授文學博士。

1948年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6—1972年任清華大學建築系主任。

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2年與林洙結婚。

1972年1月9日逝世於首都北京。

人物生平

出身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在日本東京出生時，是他父親梁啓超因“戊戌政變”失敗後流亡日本的第三年。梁思(1901.4.20---1972.1.9)，原籍廣東省新會縣。童年時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華僑學校上學，在父親的影響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讀《左傳》、《史記》等古籍，使他對中國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礎和濃厚的興趣。當時是甲午之戰和庚子賠款以後，中國屢受外國欺凌，這種環境培養了梁思成濃厚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他11歲由日本回到北京，14歲進清華學校(清華大學前身)，這是一所留學美國的預備學校。梁思成在學習期間，不但學業優秀，而且興趣廣泛。他愛好美術和音樂，經常為校刊畫插圖，被聘為美術編輯，他參加學校的合唱隊、軍樂隊，擔任過樂隊隊長和第一小號手;他還愛好體育，喜歡踢足球。梁思成也很關心政治，五四運動時，他是清華學校“義勇軍”等愛國組織的中堅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門廣場參加二十一條國恥日的紀念活動，在途中被軍閥金永貴的汽車撞傷，左腿骨折，使他留學美國不得不推遲一年。

1924年，梁思成赴美國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築，他刻苦好學，尤其對西方文化和建築歷史有特殊愛好。他自己說是用“笨功夫”到圖書館博覽群書，研究古代歷史，參觀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築一個個默畫下來，1927年，以優異成績獲得建築碩士學位。接著他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學習，準備進行“中國宮室史”的博士論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書本中尋找資料而必須到實踐中去考察研究，於是決定離開哈佛到歐洲考察建築。1928年，梁思成回國後應東北大學之邀去瀋陽創辦了建築系，任系主任和教授。

參加中國營造學社

1931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侵占東北，梁思成舉家遷到北平，他參加了中國營造學社，這是專門從事對中國古代建築研究的學術機構，他擔任法式部主任，從此投入了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辦的“東亞共榮協會”的請柬，邀他出席會議，他堅決不與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帶領全家長途跋涉於1938年1月到達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縣的李莊鄉下，這時，營造學社的經費來源斷絕，有時連工資也發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嚴重肺病，長年臥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軟組織硬化症，行動極為不便，全家陷入了貧病交加的境地。當時美國有好幾處學校和機構邀請梁思成全家去美國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國難當頭，絕不離開祖國”。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他率領營造學社的少數同仁堅持在抗日戰爭後方繼續古建築的調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戰爭的勝利。梁思成與林徽因考察古建築

各種職位

1946年，梁思成赴美國講學，因他在中國古代建築的研究上做出了傑出的貢獻，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授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華大學創辦了建築系。1947年，被中國政府派往美國擔任聯合國大廈設計顧問團的中國顧問。1948年，被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參加各項建設工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梁思成是中國科學院技術科學部委員，除了仍在清華大學任教授和建築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熱情參加了各項建設工作，先後擔任：北京市都市計畫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建築學會副理事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文聯中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中國自然科學專門學會聯合會委員、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委員、建築科學研究院建築理論與歷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設委員會副主任等職。1953年5月，北京市開始醞釀拆除牌樓，對古建築的大規模拆除開始在這個城市蔓延。時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晗擔起了解釋拆除工作的任務，為了挽救四朝古都僅存的完整牌樓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毀於一旦，梁思成與吳晗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由於吳晗的言論，梁思成被氣得當場失聲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會文化事業管理局局長鄭振鐸邀請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歐美同學會聚餐會上，林徽因與吳晗也發生了一次面對面的衝突。

梁思成還積極參加了國家的政治領導活動，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員會委員，政協北京市委員會副主席，第一、二、三屆中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屆人代會常務委員。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國共產黨。

建築研究

調查研究古建築

1928年，梁思成在回國之前，曾到歐洲參觀了希臘、義大利、法國、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築。

他親眼看到國外的古建築受到妥善保護，許多學者在對它們進行專門的研究，而對比自己的國家，一個有著幾千年文化傳統的中華民族，祖先給留下了如此豐富的古建築遺產，如今卻是滿目蒼涼。珍貴的龍門石窟、敦煌壁畫任意被盜賣，被搶劫，千年文物流落異邦，大批古建築危立在風雨飄搖之中。只有少數外國學者對它們進行過一些考察，而國內學者反而無力從事研究，甚至中國人學習自己祖先的文化遺產都要依靠國外編著的書刊，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狀況。梁思成深深感到這是一種民族的恥辱，他下定決心：中國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築，中國人一定要寫出自己的建築史。從1931年起，他將畢生精力投入到這項事業中去。一開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學方法套用到研究中國古建築上，他明確提出：“近代學者治學之道，首重證據，以實物為理論之後盾，俗諺所謂‘百聞不如一見’，適合科學方法。”所以，他堅持研究古建築首先必須進行實地的調查測繪。選擇北京故宮作目標，因為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兩代古建築的代表。他手執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則例》為課本，對著實物，從整體到局部，一一逐個辨識、測量、記錄。他求教老工匠，在他們幫助下逐漸弄清了清代建築的結構與形制，這如同跨入了門檻，為擴大調研範圍創造了條件。從1932年4月開始，梁思成對薊縣獨樂寺遼代建築進行了調查，寫出了詳細的報告，在不長的時間裡，又連續寫出了《正定古建築調查紀略》、《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趙縣大石橋》、《晉汾古建築預查紀略》、《曲阜孔廟之建築及修葺計畫》等10餘篇論文和報告，將一座座從漢唐、宋遼到明清各代的古建築珍寶展現在人們面前。

著書

對古建築的調查研究，梁思成堅持測量力求細緻，分析要有根據，繪圖要嚴密，所出成果要與世界水平比高低。30年代的華北，人民生活極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調查都要經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難，條件十分艱苦，但他對測繪工作始終一絲不苟，並且身體力行。他和助手們一起，對建築物從整體到局部進行詳細地繪圖測量;對各種構件與裝飾，從裡到外，從正面到側面都細緻地加以攝影記錄;對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錄無誤。正是憑著這一種民族自尊心和志氣，使當時營造學社的許多研究成果，測繪的許多圖紙都達到了國際水平。

經過對古建築的系統調查研究，1934年，他編著了《清式營造則例》一書，這部著作第一次將繁雜的中國古建築構造和形製作了科學的整理和分析，對清代建築的各部分作法和制度作了較詳細的介紹和論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築投影圖繪製出清式建築構架、門窗、裝飾和彩畫的詳圖，使人們在多彩的占建築遺蹟面前不再停留在般的感嘆上，而獲得了科學的認識和了解。幾十年來.這部《清式營造則例》成了初學中國古建築的入門必讀教材，研究中國古建築的不可少的資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員常用的工具書。

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去山西五台山調查佛光寺。正當他們為第一次發現一座唐代建築而歡喜若狂時，北京盧溝橋畔已燃起了抗戰的烽火。梁思成和劉敦楨帶領著僅有的幾位研究人員，在雲南、四川等地仍堅持著古建築的研究，他們調查了40餘個縣，為當時的中央博物館繪製了大量古建築模型圖，在印刷條件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出版營造學社的彙刊。

1944年，梁思成開始撰寫《中國建築史》。這時，多病的身體折磨著他，脊椎軟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經常戴著鐵馬甲工作;學社經費來源的斷絕又使他不得不多次去重慶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貼;十分短缺的物質條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線描圖來彌補照片的不足。在林徽因、莫宗江、盧繩等人的協助下，一部由中國人自己編寫的《中國古代建築史》，終於在抗日時期西南的一個小山莊裡完成了。在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據大量的實物和文獻資料，第一次按中國歷史的發展，將各時期的建築，從城市規劃、宮殿、陵墓到寺廟、園林、民居都作了詳細的敘述，並對各時期的建築特徵作了分析和比較。這些論述和分析都遠遠超過了過去外國人對中國建築的研究水平，達到了前人所沒有達到的高度。

1946年10月，美國耶魯大學聘請梁思成去講學，他帶著《中國建築史》和同時完成的《中國雕塑史》的書稿、圖片，以豐富的內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國外學術界的極大欽佩和讚揚。這些成就離不開集體的勞動，中國營造學社的成員們在十幾年的時間裡，走訪了15個省，近200個縣，測量、攝影、分析、研究了2000餘項建築與文物，積累了大量資料。梁思成正是根據這些豐富資料，去粗存精，分析比較，和同事們一起使中國古建築這一瑰寶，終得拂去塵埃，重放異彩於世界文化之林。

建築教育

身體力行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研究中國古建築以外，他為祖國的教育事業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培養了大批建設人才。1928年，他剛一回國就到東北大學擔任建築系主任，一心要為中國培養新型的建設者。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梁思成又想著戰後和平建設需要人才，於是回清華大學籌辦了建築系，從此，他把自己的後半生投入了中國的教育上。

在長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總是站在教學第一線，即使在他擔負著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況下，他堅持親自教課。他十分重視對學生專業基礎知識的培養，所以他除了講授中、外建築史外，還經常給剛進大學的學生講“建築概論”，擔任低年級的“建築設計”課程。他不但具有淵博的知識，而且善於深入淺出地、用生動的語言和比喻向學生講明什麼是建築，建築師的任務和建築師應該怎樣工作等。他善於從課內到課外，經常教育和引導學生時刻注意周圍的環境，觀察所見到的建築，研究與建築師有關係的一切事物，啟發學生對建築事業的責任感，培養學生對自己專業的興趣和感情。梁思成建築畫

梁思成在古建築研究中堅持的嚴謹學風也貫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審閱青年教師和研究生的論文都是逐句修改，從內容到錯別字，連一個標點符號也不放過。他不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師和學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築，能隨手勾畫出這些建築的形象和記住它們的建造時期。他不但培養學生的高超技藝，同時也十分注意培養學生的良好作風，反對少數藝術家的所謂不修邊幅的那種散漫習氣。他強調一個建築師要對一個工程負責，必須要有嚴格和科學的工作作風。他要求每一張設計圖紙都要製圖清楚，尺寸準確、連寫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級的規定，文字與圖分布均勻，乾淨利索，一目了然。

學風嚴謹

梁思成在學風上要求嚴謹，在學術上平等待人。當他聽到教師和助手們在學術上的不同意見，包括反對他的看法的意見，總是很高興地與大家一起討論，從不把自己的看法強加於人。梁思成為培養人才，在學術上是大公無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識都傳授給年輕一代。無論他過去積累或新近獲得的資料，他從不保密，儘其所有地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後，遵照他生前的囑咐，將他收藏的豐富的圖書資料捐贈給了清華大學建築系，讓它們發揮更大的作用。清華大學是梁思成一生鍾情的地方，美麗的校園不僅記載了他成長的足跡，而且留下了父親梁啓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這裡學習生活了八年，從一個不懂事的小孩子長大成人。1928年從美國學成歸來，雖然他最終選擇到東北大學工作，但和清華的聯繫始終沒有斷掉。1931年，他加入中國營造學社之後，與清華的聯繫日趨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華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還兼任清華大學的教授，講授建築學。也許正是與清華之間久已存在的濃厚情結，導致他在抗戰勝利後幾乎沒有太多猶豫就毅然選擇到清華大學創辦建築系。這之後，無論外面的世界如何變化，梁思成再也沒有離開過清華，一直到1972年病逝。

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華建築系的師生中樹立民主的作風，努力營造一個寬鬆、自由的學術環境，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梁友松至今仍記得上學時的民主氣氛：“那時四個年級在一個大教室里，我覺得很有好處，高年級的同學固然常到我們的圖板邊提意見，我們也常常對高年級的作品評頭論足，言之有理也好，胡說八道也好，至少系裡形成了一種學術民主、互相切磋的風氣……我和比我高的四個年級的同學老混在一起，一道聽梁先生和林先生講課，聽蔡方蔭和侯仁之的講座，一道跳土風舞，一道和老師們過節聯歡，一道進城去遊行。所以雖然在年齡和學識上有差異，但這四個年級的同學感情竟如同班一樣，我後來覺得這正是梁先生施教的方式，一方面學術民主，鼓勵學生表達不同意見，另一方面讓大家互相影響，互相取他人之長，使學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一種樸質的學風“不苟同、不固執也不拘泥，心胸開闊，接納百川。”

人格典範

作為一名學者，梁思成不僅自己胸襟坦蕩，敢講真話，敢于堅持真理，而且將做人與做學問並重的思想充分體現在教育實踐中。他要求學生要善於主動地向周圍的人獲取知識，要尊重別人，不斷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樣的錯誤;同時要說真話，要有自己的觀點，切不可人云亦云，隨波逐流。他的學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歷經磨難，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堅持原則的初衷不變，對建築學事業的熱情始終不減，用實際行動體現了梁思成的人格與風格。

清華教學二十餘載，梁思成為國家培養了大量優秀的建設人才，可謂桃李滿天下。在學生們的心目中，他已經成為一座永遠的豐碑--學問大家，人格典範。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靜靜地佇立在美麗的清華園，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學子們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樂地成長，似乎梁思成又回到了清華園，回到自己的學生中間。

1956年之後，由於政治運動不斷，加上繁重的行政管理和社會活動任務，梁思成很難再潛心學術研究。這一時期，他在古建築研究領域最突出的貢獻當數《營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於種種原因，20世紀40年代，在完成了本書部分內容的研究後，工作停頓下來。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著手研究工作，清華大學特地選派了樓慶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青年教師作為助手。研究工作進展得很順利，一年之後，完成了這部書“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註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圖樣，以及有關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出版，定名《營造法式》。

遭受迫害

1966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發。原本已經在學術研究領域舉步維艱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拋進命運的深淵，不僅學術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無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盡頭。

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精心培養、視為兒女的學生們居然一夜之間變成了凶神惡煞般的革命小將，並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聲浪中，將鬥爭的矛頭指向自己的師長們。“文革”開始不久，清華大學建築系的造反派們就貼出攻擊梁思成的大字報--《梁思成是彭真死黨，是混進黨內的大右派》。在極度壓抑的政治氛圍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待”自己的“罪行”。但由於沒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實，他無論怎樣一絲不苟地寫材料，也不會被通過，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梁思成被造反派們從建築系館推了出來，胸前掛著一塊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寫著“反動學術權威梁思成”，“梁思成”三個字還打了一個大大的叉。梁思成踉踉蹌蹌地站在大門口，劇烈的疼痛幾乎使他直不起腰。自從1923年的車禍之後，他的腰一度要靠穿“鋼背心”來支撐。其實，疼痛的又何止是身體呢?望著面前人頭攢動的觀看者，聽著他們發出的刺耳的鬨笑，梁思成眼前恍惚了。這批鬥與其說是肉體上的折磨，不如說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對這位正直學者一生堅持的高尚人格的粗暴踐踏。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梁思成只要出門就必須掛上那塊黑牌子，他在曾經熟悉但眼前陌生的清華校園中吃力地蹣跚而行。工作幹不了，工資停發了，住處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後全家老少被趕到清華大學北院一間沒有水暖供應的小平房中生活。這樣還遠未達到造反派們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們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動堡壘”。梁思成多年以來收藏的藝術珍品損失殆盡。為了保護梁思成的文稿，包括《營造法式》的稿子，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林洙將它們交給了保姆李阿姨--一位出身貧農的善良老人，最後使這些珍貴的稿子逃脫劫難，完整無缺地保存下來。

建築理論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雖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國古建築的研究和建築教育事業，但始終不忘他從事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國創造出新的建築。

梁思成早在青年時期就到過歐美許多國家，參觀過各國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築。他清楚地看到一個國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傳統文化，一個國家和地區的建築也多具有自己的傳統風格。人類進入20世紀，物質文明大大提高，各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日趨頻繁，在這樣的時代，中國新的建築應該是什麼樣子?將會朝著什麼方向發展?這個問題長久地在他腦海中思考著。

早在30年代，他總結了近代國外建築的發展和近百年中國建築的狀況，他提出既反對全盤西化，將洋式建築照搬進來，也反對那種完全仿古的做法，認為這決不是中國新建築的方向。他嚮往著一種既能用新技術、新材料，又具有民族傳統的新建築形式的出現。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各國都在準備著戰後的和平建設，討論著新城市的理想規劃，探索著新住宅的多種形式。梁思成也嚮往著自己祖國在勝利後的建設，他在四川鄉下讀著國外新出版的書刊，研究城市規劃，住宅建築新的理論;他著書寫文，探討中國新時期的建築構想;但是，在舊中國，他的這種嚮往和主張是不可能實現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梁思成嚮往已久的新建設終於在中國大地上開始了。人民政府給予梁思成以極大的信任，委任他擔任北京都市計畫委員會的副主任，他開始為新中國首都的建設日夜操勞。他四處寫信，邀集國內建築專家來北京籌建國家建築設計機構，以擔負起新中國的建設任務;他參加制定國家基本建設的計畫，提出不要只著眼於個別工程的興建而必須著手制定一個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體規劃。1950年初，他與都市計畫委員會的陳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規劃方案。他們根據北京作為中國政治中心的性質，預見到北京的長遠發展，提出將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區放在舊北京城的西郊。他們從新行政區占地面積、交通聯繫、長遠發展等幾方面加以分析比較，論證如將這個新區放在舊城之內則將帶來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難。他們認為北京舊城是一座規劃嚴整，保留有眾多文化古蹟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們主張把這座世界上少有的歷史名城保留下來，在改建中保持它的傳統風格。1950年，梁思成帶領清華大學建築系的教師設計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1951年，他又組織教師參加人民英雄紀念碑的設計並擔任紀念碑設計委員會的領導，在他主持下確定了碑形的式樣。梁思成就是這樣，懷著滿腔熱情，以一個技術專家的極大責任心投入到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之中，他自己說：“差不多每天都在興奮激動的心情中度過高興愉快的一天。”

在繁忙的工作中，梁思成始終沒有忘掉為新中國創造新建築的理想，始終沒有停止對建築創作理論的探索。他學習了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尤其是其中關於新中國文化的論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認為新中國建築也和新中國的文化一樣，應該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他寫文章，作報告，連續發表了《中國建築的特徵》、《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中國建築與中國建築師》等，熱情地介紹中國建築傳統，論述建築創作的主張。他十分注意新建築的實踐，對於北京民族宮、美術館這樣較多的套用了大屋頂和古代建築裝飾的建築，梁思成並不認為他們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發現有些地區、有些農村的住宅採用了中國建築的橫向開間比例，用普通磚砌出少許具有中國風格的裝飾，他十分高興地認為這可能是創造民族形式的廣闊途徑。可以說，在建築創作這樣複雜的學術問題上，幾十年來，梁思成始終在進行著思考和探索。

1963年，他為促進中日兩國的友好，特地設計了揚州“鑒真和尚紀念堂”。在這項設計中，梁思成根據1200年前鑒真和尚東渡日本傳播中國文化，在日本興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實，特地採用了中國唐代建築的式樣和風格，以象徵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傳統友誼。在揚州市建設局的具體領導和組織下，這一組精美的紀念性建築於1973年建成，1984年，榮獲中國優秀建築設計一等獎。

1962年，梁思成帶著助手又開始了對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工作。《營造法式》是中國宋朝朝廷頒行的一部關於建築制度的法規的書，是中國歷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築經驗總結。但是由於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築很少，名稱與後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難讀懂。梁思成在青年時代就有志於研究此書，從30年代開始就決心將難於理解的論述和名稱加以注釋，用現代科學製圖方法畫出宋代建築的圖樣，這樣做對深入研究中國建築的傳統技藝有很重要的意義。但是，此項研究由於難度大始終沒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終於完成了上卷的工作。這時，他雖然已經60多歲了，身體又多病，他們仍滿懷信心地表示：“要為社會主義乾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使這位學者被迫終止了一切工作。

梁思成先後著書5種，發表學術論文60多篇，共150多萬字，現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領導的科學研究集體因為在“中國古代建築理論和文物建築保護”這個領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授予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梁思成的學術成就也受到國外學術界的重視，美國有專門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學者並出版了他的英文專著《圖像中國建築史》。專事研究中國科學史的英國著名學者李約瑟說：梁思成是研究“中國建築歷史的宗師”。

主要論著

1梁思成.《所知道的唐代佛寺與宮殿》.營造學社彙刊三卷一期，1932.3.

2梁思成.《薊縣獨樂寺山門考》.營造學社彙刊三卷二期，1932.6.

3梁思成.《寶坻縣廣濟寺三大士殿》.營造學社彙刊三卷二期，1932.6.

4梁思成.《正定古建築調查紀略》.營造學社彙刊四卷，1933.4.

5梁思成.《雲崗石窟中所表現的北魏建築》.營造學社彙刊四卷，1933.12.

6梁思成.《大同古建築調查報告》(與劉敦楨合寫).營造學社彙刊四卷，1933.12.

7梁思成.《趙縣大石橋》.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一期，1934.3.

8梁思成.《修理故宮景山萬壽亭計畫》(與劉敦楨合寫).營造學社彙刊四卷，1934.

9梁思成.《漢代建築式樣與裝飾》(與劉敦楨、鮑鼎合寫).營造學社四卷，1934.

10梁思成.《清式營造則例》(單行本).1934.

11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復原狀計畫》.營造學社彙刊五卷三期，1935.3.

12梁思成.《治故宮文淵閣實測圖說》(與劉敦楨合寫).營造學社彙刊四卷，1935.

13梁思成.《故宮文淵閣樓面修理計畫》(與蔡方蔭、劉敦楨合寫).營造學社彙刊四卷，1935.

14梁思成.《曲阜孔廟之建築及修葺計畫》.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一期，1935.9.

15梁思成.《建築設計參考圖敘述》.營造學社彙刊六卷二期，1935.12.

16梁思成.《建築設參考圖集簡說及(一)台基，(一)台欄桿.(三)店面.(四)斗棋(漢一宋).(五)斗拱(元明清)》.營造學社特刊.1935.12.

17梁思成.《中國建築史》(單行本).1945.

18梁思成.《中國建築和藝術》(英文稿).為美國百科全書作.1946.

19梁思成.《城市計畫大綱序》(單行本).1951.

20梁思成.《北京—都市計畫的無比傑作》.文物二卷五期，1952.21

21梁思成.《中國建築與中國建築師》.文物，1953.(10).

22梁思成.《中國建築的特徵》.建築學報，1954.(1).

23梁思成.《中國建築發展的歷史階段》(與林徽因、莫宗匯合寫).建築學報.1954.(2).

24梁思成.《東亞城市建設與改造》.在國際建築協會會議上的報告，1958.

25梁思成.《建築創造的幾個重要問題》.建築學報，1961.(7).

26梁思成《為什麼研究中國建築》2011.4

保護奈良

1944年，為了取得對日本作戰的最後勝利，美國空軍開始對日本本土進行空前規模的大轟炸，到1945年，日本已有199座城市遭到轟炸，城市建築被毀平均在40%以上，最高達90%。

但是惟有日本古都奈良是個例外，好幾次，飛機飛到奈良上空，沒扔炸彈就飛走了……

30多年後，奈良因其完好地保持有眾多的古代建築以及占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國寶”級文物，而被宣布為世界歷史文化名城。

日本老百姓說，這是託了天皇陛下的神明，但是，只有專家才知道，這個使京都奈良免遭轟炸的，一定是位對東方古建築有特殊感情的人，是的，他就是梁思成。

當年，是梁思成勸阻了美國空軍對奈良的轟炸。他面對布朗森上校的不解，懇切地說：“上校先生，要是從我個人的感情出發，想到四萬萬中國人蒙受的深重災難，我是恨不得馬上炸沉日本四島的。然而，一種職業與歷史的責任感，讓我馬上冷靜了下來。上校先生，您大概知道，“建築”這一詞在英語裡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藝”的意思。所謂“巨大”並非指它面積與體積，而是指它是人類社會科學、工程技術和藝術發展的綜合體。因而，建築又是“社會的縮影”，“民族的象徵”。但它絕不僅僅是某一個民族的，而是全人類文明結晶具體象形的保留。我圖上所標上的地方，保留著東方最古老的建築。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法隆寺，那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結構建築，一旦炸毀，那是永遠無法補救的。就像希臘的巴特儂神廟，現在只剩下一些短柱了，它輝煌壯偉的原樣，現代人誰也無法見到了。外行人往往誤以為完全可以重修再建。然而，在巴特農神廟的殘址上，再豎起幾根石柱，補上精美雕塑，那就像給維納斯補上斷臂，那還能是巴特儂?還能是維納斯嗎?

以一個東方古代建築著名專家，以一個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國學者呼籲保留建立在日本的人類文明的古代建築，這本來就使人感動而可信。布朗森上校是個懂得藝術的人，他被說動了。不過他告訴梁思成，計畫還要最後上級將軍批准，“他是位西點出身的“三星將軍””。

聽了這話，梁思成抽出一隻紅筆，在兩處打了三個星的地方，又各加了一顆星，說：在兩處，京都和奈良，可是東方古代建築藝術上的“四星將軍”啊!——當年，也正是梁思成根據考證確認，唐代鑒真大師去日本後主導設計的唐招提寺，完全是根據中國五台山佛光寺建造的，一模一樣。當梁思成的報告和地圖送到將軍處時，將軍長時間沉默了。他說，有人也向他提過類似的建議，但統統都沒有梁思成的報告那樣使他震撼，令人嘆服。 (星座 /astro/)

正是因為梁思成的努力，才使得宏偉的奈良地區的建築得以保留。